如果没有批评的自由，赞美也毫无价值。新闻除了宣传，就是监督，无监督不新闻。监督最大的问题是管制，也即政府或执政党以行政手段决定言论自由的程度。我国是实施新闻管制的国家，但管制莫如法治，应以法治代替管制，实现法治约束下的新闻自由。《治安管理条例》、《刑法》都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了各种虚假信息传播的责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又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程序和相关法律责任。非法治化的新闻行政管制则实不应该。

在第十一届新世纪舆论监督研讨会上，我听到，近些年来，媒体普遍感到舆论监督呈现如下特点：一、法治环境愈来愈恶化；二、舆论监督空间在压缩；三、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弱化；四、监管部门由被监督者绑架常转为与被监督者的合作；五、正常舆论监督的阻力加大，等等。正如媒体记者所述，在传统媒体领域，大媒体对监督一个厅级干部就很无奈，小媒体，根据其行政级别和所在地域，监督一个处级干部，监督一个地方较大企业都难能为力。舆论监督的作用，哪怕一个为恶乡里的村支书都拉不下马。

而作为法律人，我感到近些年来，依法治国的方略越来越提得少，法治在倒退，法治环境确实愈来愈恶化；信用环境不仅无明显改善，偶而还出现向恶化方向加深情况；舆论监督的环境也确实恶化；媒体的法制建设不堪评价，不少媒体从业人员丢掉了行政管理机关倡导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担当，行业提倡的专业精神，又未树立足够的法律意识；新闻生产质量下降，假新闻或有偿新闻肆虐甚至为害。从表现上看，法治建设方面，正如同行浦志强所述“中国司法不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引起新闻报道的重视，司法的不公正也从来没有象这样堕落到了赤裸裸不要脸的地步”。信用建设上，人民银行说加强征信系统建设是一方面，但由于某种不应该的原因，一个系统屏蔽的理由，人行省级分行以下（不包括省级行）不再接待任何法院司法保全和执行中对帐户的查询，导致司法行为受阻，债务人受益，整个中国的法院都无奈；各级政府的信用状况更不可谈。在新闻质量方面，正如学者所述，社会对传统媒体的不认同感在增加。

我在思考，舆论环境、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到底哪一环境创造哪一环境，什么环境保障什么环境？说到底，相对于其他环境，法治环境还是根本。法治环境的恶劣，会导致各种环境的恶化。没有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也就没有自由平等、充分表达、正义得张的舆论环境，没有公平正当、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实现政府和社会的法治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但法治化又何谈容易？正如新闻自由，便有许多人不自由，要求法治化便有诸多特权受限制，法治化存在着根本性障碍。

公仆不是天然的，政府也不是我们抽象理解的政府，一级政府或一个部门有着自身的利益，常扮演特殊的利益角色，这便有了权力背后的权利，特权。当权力面对权利时，常常不是去保障而是无视甚至肆意侵犯，正如研讨会上学者所言，一个最无权力的村主任或支书，哪怕只有0.1的权力，面对一个毫无权力的村民，都是至高无上的。《南方都市报》占才强等《学习班“梦魇”》、《调查组要来了》及其他媒体对上访黑监狱报道，披露了各种名义学习班、黑监狱诸多令人发指的恶行，其揭示出的生民状况，更是权利被侵犯的极端。而民权与民生问题，实为民权，没有民权，则无民生。如何以民权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无疑是先由法治保障民权的实现。

权力可以赋予，但权利根本不是赋予的，没有法律也应有权利。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于对一定社会组织内人应有权利的确认、保障和实现。法治建设、舆论监督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人民群众，媒体界、法律界包括法官群体、学术界都在呼唤法治和新闻自由，根本上说，人民群众都在呼唤、期待法治建设和新闻自由。这是时代脉搏不安跳动的声音，是历史车轮滚滚而来的声音。以改革发展求稳定，则稳存；以保守退步求稳定，则稳亡。

这是一个积疴沉重的时代，一个矛盾集中爆发的时代。如火山之突，如风雨前夜，爆发的力量将蕴蓄足够，除暂时的平衡，存在抵制与压抑、突破和爆发两个方向。这个时代，是一个让人焦虑不安的时代，我们理解政府和执政党的焦虑。“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易经·系辞上传》）其大意为，天助顺乎天时者，人助言而信义者，践行信义顺应天时，又尊崇贤德，当然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只看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