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衣食短缺，而是陶醉在自我设置的绝境之中。

　　日前，与西安文化媒体界的部分朋友相聚，茶话之间自然流露出对文化兴致的节拍，各自根据自己的见解，畅谈自己对“媒体去向”的不同观点。论理我不属于媒体界的圈子，但对他们庸俗、迂腐以及表象的文化点识，我真的不敢苟同。于是，我总觉得很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以启国人。

　　最近，各大媒体陆续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其意义在于歌颂中国执政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得到了落实，但却无心去评判“成果”的真伪，并且至今亦无一媒体敢于触其实质。当然，触其实质如履薄冰，无人敢当此“领头羊”。对此，我认为，其核心在于御用文人的惯性思维方式，其本质任务不是揭露社会的黑暗，而是为执政者歌功颂德，且那些御用文人们对文化体制本身不明就里，又深知涉足其间的危险，因此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解自然就浅尝辄止。尽管当前政府和执政党高调唱响了文化体制改革，但到底“改”什么以及“革”什么，官方并未给予让人信服的界定，目前中国的文化理论界对此也是莫衷一是。

　　中国独立社会评论家高合新先生认为，“改”当然就是要改掉中国过去那种毫无生气、一团浆糊的文化局面和混账的文化逻辑。“革”就是革掉人们身上的文化意识枷锁，彻底脱胎换骨，使文化气氛真正成为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空间。因此“改”是形式，“革”是内容，二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体制改革。

　　中国人最熟悉的毛泽东先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一句话，叫做“不破不立”。如果改革仅仅地停留在形式上的转化，不能从根本上脱去陈腐的东西，建立真正属于人类自身的实质性的文化体制，那么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

　　曾经，一个朋友问我：电脑与电视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用专业术语回答显然不符合要求。当时，我突然想起用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回答了他：“电脑是生活照，电视是婚纱照”。于是，相视一笑。的确，电脑上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黑暗，比如官员腐败，恶势力横行，民众集体抗争，民声怨道，中国人处于毫无尊严的社会当中，感觉生死革命一触即发；可是电视上放映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载歌载舞，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似乎一百年都不会出事 。同一天下，不同的窗口，反映的却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何为真？何为假？

　　网络是人们自由表达意志的平台，而电视以及官控媒体是执政者表达权力意志和发布信息的窗口。其中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反映国人的真实的意志以及是否反映真实的社会状况。我认为，凡是自由表达意志的，都属于真实的；而受控于官方意志的，大多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当然，自由意志的表达只能在民主社会中充分体现，而在极权专制社会体制中，自由便会被彻底扭曲。在一党专政的社会体制下，电视以及媒体的控制权在于拥有权力的政府和执政党，人员以及人员工资的配发都是由他们说了算，因此说假话尽管不是出自他们内心，但为了那点保证易腐的身体暂时不受屈，不得不那样做；但网络就不同了，虽然他们也在不断的清删其中不利于他们统治的言论，给异议者制造恐慌的心理，更为严重者，以“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之打入牢狱，以警戒同类。尽管这纯粹是与造物主上帝给予人类自由的原则作对，但为了其政权的暂时稳定必须做出牺牲他人尊严！可是，网络科技发展到今天，要真正封杀网络自由言论又谈何容易？网络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真正有良知的人不是摇笔乞怜，而是会用属于自己的心笔写出人类进步的篇章，他们宁为真理折腰，不为专制低头！

　　权威性发布信息，不应该属于官方的专利。因为，所有的信息应该建立在真实有效的基础上，不是以拥有权力的大小以及地位的高低来评判其发出信息的可信性。

　　央视播音员本身并不代表自己，所发出的信息是施行权力者的意志；中央各部委发言人亦同样如此，他们发出的任何消息，均不得掺透自己意志的任何成分；而民间发布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但却影响范围狭窄，甚或被定性为流言蜚语予以封杀；新闻记者采访获得的信息并不是随意可以发布，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制度，换句话就是必须进行过滤，哪些该让人知道，哪些不该让人知道，知道的是一些皮毛性的不痛不痒的没有实际价值的事情，不该知道的是与统治者意志相违背的言行。这正如中国国家前任总理朱镕基先生在会见清华大学学生代表时所说，他“每天必须看新闻，主要看它在胡说什么。”而我获得的消息主要来自网络。

　　中国部分官员的腐败透顶是通过网络揪出来的，因为现实中他握有很大的党政权力，随时治你死罪简直易如反掌，你根本把他没辙。这说明网民的素质远远高于官僚的素质。而网民的检举行为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内心只有一个朴素的原始真理，那就是“青天在上”！影响网民的行为只有一个“义”字。 “义”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哥们义气，而是合乎公道的举动，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而是大部分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做不到。但在以唯物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现实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是纯利益的置换关系，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以及色情、荣誉等，淳朴厚道的民间真情已荡然无存。那么，导致如此可悲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体制也。可又有几人敢于触其高压线？现实告诉我们，少之可怜。

　　我一直强调，人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尊严和自由的呼声，而不是强权之下的一片太平盛世。但中国现实文化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它无法真实反映社会的运行过程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本质变化。因此，国人对当前社会行为的各种不解便不言而喻。但真理毕竟只有一个，我们绝不能因为眼前的缭乱不堪而模糊自己的视线。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健康不健康或者说中国社会是否真正和谐？有一位经济学博士这样比喻说，“它就像盲人摸象的成语故事所说的，答案可能取决于你站在什么地方、摸到的是哪个部位”。但我觉得，这种的说法既不存在专业性，也没有显示其高深的学术性，只是从表面的层次说明一点，以糊弄国人。由此看来，只要是一个纯粹的御用文人，其观点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在目前的社会体制下，又有多少敢于站出来的正义勇士异乎其声呢？

　　其实，我们无需苛求正义勇士的出现，只要文化界能摒弃那种让人作呕的无聊的口号式的单一性和肉麻性的模式，那么中国文化的真正兴起指日可待。透视社会现实，还原社会真相，弘扬人类正义是媒体不可推卸的本质任务，但中国的媒体并没有做到位，其原则性报道的最低下线是与官方意志相吻合。因此这种文化体制的单一性，使得中国彻底落伍于世界。

　　当今西方文化引领世界文化的潮流，它以其超常的渗透力遍布到包括具有极权专制性质的国家，其普世价值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实践否决了陈腐的文化，有利于人性发展的文化得到了肯定性地保留。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为何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一句话，中国文化不具有兼容性。那么，中西文化的主要区别又在哪里呢？我觉得用七个字作为答案很为恰当：是否具有包容性。尽管中外有关文化的书籍汗牛充栋，但着实对中西文化的对比大多闪烁其词，蜻蜓点水，其根本原因并不是著作者智商低下，也不是被限制在固有的思维方式，而是其思维没有达到超越时空的高度。

　　其实，中西文化的大融合，是两种文化相互斗争、相互适应、相互磨合的过程，最终结果同样会遵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因此，传承真正优秀的文化，无须强行灌输。经比较鉴别获得的知识，才最具有宝贵的价值。

　　目前世界上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即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它们并行但非彼此孤立发展，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人类经过反复的适应和比较，最终得出了民主兴国和独裁政府必然灭亡的结论。随着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独裁政府的相继垮台，我确证了这样一条真理：任何封闭性的政治文化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具有极大包容性民主政治具有必然性，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2011年10月25日现任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先生在天津同南开中学师生谈心中说道，“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极力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已经表明了温家宝先生“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但由于所依附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力，故要彻底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可谓步步维艰。

　　当下，中国文化界正在陷入史无前例的集体疲劳症，引起的主要原因是文化不具有独立性。他们把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如何报道社会的真实，而是放在应付上层主管的检查以及如何才能获得政府的嘉奖。于是，报刊编辑、书籍出版商、电视编导整天忙碌的不是社会需要报道什么、出版什么，而是哪些文章、事实因违背政府或者执政党的意志而不能报道、不能出版。当然也不只是文化界如此疲劳不堪，御用网络警察数十万人都是网络高手，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观察网民的动态，随时在网络上清除或者封杀所谓“可能带来不良后果”的文章。但我觉得此类幼稚可笑的行为实则愚蠢至极。

　　据相关资料报道，中国社会每年涉及国民切身利益的群体性上访、群体性静坐、群体性“抗法”、群体性示威游行等血淋淋的事实数以万计，可官方媒体真实报道者屈指可数，况且报道的不完全是发生的真实，甚或与真实完全相悖。可悲的是，对真实有效的确切消息，官方不但不认可，反而认为是造谣，有时官方采取十分高明的方式：既不否认也不承认。但在网络上涉及不利于官方切身利益的信息，政府则将以“涉黑”为名，将其封杀或删除。这样的结果让文化界人士真的无所适从。

　　高合新先生认为，任何封杀信息的行为都是对公民享有知情权的一种侵犯，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但在非法治国家里，这样的思想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不过，随着IT（internet Technology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地球村的形成，天赋人权的“自由”理念逐渐植入每个人的神经，因此任何企图封闭信息的行为，最终都是徒劳的。因此我一直主张媒体的开放性，无论大小报刊、电视、电脑必须充分反映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反映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事实，无须掩饰或者粉饰其真实过程，我相信每个人的内心对正义与邪恶自有一杆秤，根本无须政府确认后再予以公布。因此只要能真实反映民意或行为，那么作为信息传播平台的媒体就算完成了本职任务。当然，有时民间呼声不完全出自本心的表白，在专制体制下“被迫的行为”随地可见，政府所称的“民意”不只是带有既得利益者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对“民意”极大的故意扭曲。

　　不过，官方媒体的执行者受良心的责备有时也会撕掉面纱发出强烈的怒吼，以宣泄郁积内心深处的病根，使自己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但在中国文化体制下，那只是暂时的行为。因此，人们从中国官方媒体看到或者听到的信息都是经严格过滤后发布的不痛不痒的结果。唯恐钱断粮绝是媒体角色扮演者被“制度”的真实理由。前不久，河北衡水有父子三人因反对政府强行拆迁，无奈自焚。如此事件的发生在中国屡见不鲜，可是又有哪个媒体敢于真实报道？至少我没有见过。只是在网络上发现这样一则信息。难道这是虚假的？我为此专门采访了我的一个外地朋友，确认了该事实的存在。其实，被自杀、被精神病甚或被失踪是中国现实社会体制下独有的文化现象，它绝不会出现在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度里。我曾经写过一篇《须知头上有青天》的评论，就是有关杜林森先生被精神病后十三年在生命线上与权力抗争的透析，尽管各家网络相互转载，却未见官方媒体对此评说。说真的，他们不敢，因为他们怕上方主管部门给自己贴上“禁”的标签。在中国毁灭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简直就像踩死蚂蚁一般，政府丝毫不会去怜悯，因为他们缺乏爱心，他们只知道“权力就可以得到一切”的愚陋认识。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如此的文化现象又有多少人去曝光、去深挖其实质呢？当然这样一种自我制造的“丑恶”现象，不愿宣扬是在“情理”之中。但毕竟是社会现象，根据本质决定现象的原理，社会管理者是不是应该自我反省呢？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国民的命运，也该到不能再推迟的时候了。

　　反思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既要从纵向去思考，更要横向拓展思维，容纳西方优秀文化成果，须有舍腐求优、忍痛割爱的精神，突破固有的思维方式，方能使中国文化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因此，真正优秀的文化必须具有包容性，缺乏包容性的文化绝不是先进文化。实践已经证明，落后就要挨打。如果我们不论文化的包容性，那么侈谈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充其量是一个动听的谎言。

　　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文化体制是建立在所属社会体制的基础上，因此，文化体制改革的成败决定于社会体制改革。相反，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可以促进社会体制改革的进行。但据官方媒体的信息，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形式上的转换并不能说明改革的成功。因为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当然，改革的结果也不会将媒体民间化，操控管制权依然掌握在中央手里，媒体仍然没有自由可言。因此，要彻底改革，必须将媒体的控制权真正还原于民，让媒体真正成为表达民声的平台，而不是执政党或者政府的喉舌。当然，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御用文人，但御用文人的行为万万不能为了职务零食而违背天赐良知和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

　　和谐社会是全人类的共享目标，每个公民都能自由地享有信息的权利和自主生活的尊严，言论出版自由不再只是法律上的用语，而是全社会任何媒体自由表达公民意志的保障，政府也决然不会再“以言治罪”，开放型的文化促使人们原有拘谨的生活方式发生实质变化，国民也不再是统治者被奴役的对象，而是在同一框架里与政府平等对话。对此，文化包容性的关键作用功不可没。

　　中国文化体制的封闭性历时已久，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那些经不起考证的美丽谎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告别单一文化的“风采”是现实唯一的选择。所以，传播文化不能仅仅局限在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应站在超越任何历史、任何社会体制、不带任何偏见的高度去传播各国有利于人类自身进步与发展的优秀文化，比如民主、自由、平等、正义、尊严、公平、博爱等这些超越各党派、各团体政见的、让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切身体会到的普世价值。但是，要完全植入中国土壤、使国民真切感到自身利益得到了保护，那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总之，世界各国文化体制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但总体而言，不外乎两种性质，即文化体制的开放性（也就是包容性）和文化体制的封闭性。开放性的文化体制让人们始终有“自由而尊严地活着”的幸福感，而封闭性的文化体制却让国人感到疲惫不堪，即使衣食无忧，但失去的是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和做人最宝贵的自由和尊严。

　　实践反复证明，封闭性文化体制的运行结果，最终只会阻碍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类自身的进步。

　　

　　                                            2011年12月21日星期三完成于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