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减排方面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避免过激措施，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才会得到认可和不断提升

　　“十一五”期间，中国节能减排力度大、绩效好，单位GDP能耗下降幅度高达19.06%。从发展阶段、“十一五”绩效和资源禀赋等多方面总体来看，中国努力而可及的节能目标宜在15%，左右可各留2个百分点的余地，即不低于13%，不高于17%。

　　2011年3月14日闭幕的全国人大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的相关目标，节能指标为16％。“十一五”的大规模工程措施难以在“十二五”复制，而且“十二五”的发展挑战依然。中国的绿色转型，仍然需要通过发展来推进。

　　中国发展挑战依然严峻

　　“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仍将保持高位，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决定了GDP与能源消费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因而也就表明单位GDP与碳减排具有线性相关。制定“十二五”减排目标必然与经济增长相关联。

　　“十二五”期间，各省市的GDP目标仍很高，北京、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基数已经较高，外延扩张空间受到限制，经济增长目标较之“十一五”明显下调，年增长率8%－9%，仍然定在较高水平；中西部由于发展相对滞后，多数地区的增长目标多在10％以上，重庆年增长率更是高达13.5%。

　　“十五”期间，能源消费弱性系数大约在1.0、即1%的GDP增长，就有1%的能源消费增长。“十一五”期间，这一系数降至0.7－0.8。那么，“十二五”期间，即便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会有所降低，可能在0.6左右。如果全国平均GDP增长达到10%上下，能源消费增长也会达到5％－7%，GDP增长8%，能源消费增长也会达到5%。以此计算，“十二五”期间能源消费总量也将呈现较快增长，不然难以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也需要增加商品能源的消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足20%，80%以上的农民生活在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村。农村居民传统上使用非商品的生物质能。

　　进入城市，居民没有使用生物质能的条件和意愿，只能使用商品能源。上世纪80年代，居民几乎没有空调、没有私家车。而空调、私家车这些明确是生活品质标志性的消费，不能想象没有商品能源。

　　“十二五”期间碳减排还面临许多困难。东部发达地区排放量大，但碳生产率即单位碳排放产出高，减排成本高，难度大，如果指令性规定大幅减排，不仅有鞭打快牛之嫌，而且也确有实际困难；中西部地区为了经济发展，要承接东部转移的高耗能工业，不但不希望大幅减排，甚至还要求有所上升，所以中西部减排指标的落实也困难重重。

　　中国政府体制是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如果延续“十一五”的高目标，将指标分解到各地区，用行政手段强制各地减排，各地政府为完成任务，很可能再次出现拉闸限电，居民社区甚至医院也被断电的现象。

　　从政策层面考虑，减排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简单行政管制，应根据各地情况不同，提供弹性空间。比如可允许跨时间段来执行。例如北京，“十二五”期间减不了那么多，可不可以在“十三五”期间多减点？也可允许地区之间进行减排交易，北京减排成本高，就可拿钱到山西去购买节能减碳额度。

　　提升零碳能源市场竞争力

　　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不仅有利于减碳目标的实现，而且直接关乎“十二五”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目标的完成。

　　但是，大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需要注意两个悖论：

　　（1）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必然大量增加化石能源消耗。为了最大可能地利用风电和太阳光伏电，必须要扩大火电装机容量，时刻准备着风停了、天阴了天黑了天下雨时，保障能源的稳定足量供给，这就意味着必须要发展更多的煤电。而且，由于要利用风电，煤电发电机组不能满负荷运行，发电效率要远比满负荷运行时低。

　　（2）可再生能源例如风电、光伏电、生物质发电，在当前的技术经济水平下，成本较高，补贴经费只能来自价格较为低廉的化石能源。这也就意味着，风电、光电规模越大，需要的补贴越多，化石能源利用的规模也必须越大。所以，在目前，中国不宜“风（电）光（电）”大跃进，因为技术不成熟，应加大研发，而不是大规模布局。

　　技术锁定效应也必须得到足够重视。目前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投入大，发展快，进步日新月异。但是，目前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技术水平，整体上不具备市场竞争力，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技术尚在快速发展但不成熟的情况下，大量的风能、太阳能利用的生产性投入，意味着大量的浪费。这是因为，明天的太阳能技术可能比今天效率高、成本低、效果好，今天的投资，很可能因成本高、效率低而被遗弃，从而形成浪费。

　　其他技术，同样面临一个锁定问题。比如电动汽车，仅财政补贴就高达6万元，比一般经济型轿车价格还要高。

　　但是，高额补贴买来后，基础设施没有系统跟上，没地方充电，而且充电时间长，充电后运行里程短，目前只能在150公里左右。对于消费者来说，买来后，由于不方便，效果差，可能不怎么用，或利用效率不高。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学理问题：纳税人的钱不应该用来补充消费。

　　中国的风电装机，在“十一五”期间，几乎连年翻番，装机容量已经于2009年超过德国，于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达到4200万千瓦。

　　但是，其发电量微乎其微。核电装机只有1000万千瓦，发电量却占我国发电总量的2%左右；4200万千瓦的风电装机，发电量只有0.5%左右。

　　中国风能资源禀赋较差，每年利用只有1900小时左右，与欧洲2300小时相距较大，与核电7000小时以上更是不可比。而且，由于电网运行和规划管理约束，尚有相当数量的风机没有并网，发了电也存在上网困难。

　　更重要的是技术问题：风机运行不稳，维护成本高，效率低下。对于可再生能源，补贴是必须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明确，补贴不应该在消费端，而应该在研发端。如果将大量的补贴用于研发，而不是推广利用，可以减少多少浪费？

　　中国的农村户用小沼气的发展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便开始补贴推广农村小沼气。到目前，这一政策仍在继续：每年中央财政拿出10亿元，平均每个沼气池补贴1000元。结果是：沼气池建了，农民偶尔用一下，过不了几天，就废了。

　　为什么？技术不过关：冬天温度低了，沼气不够或没有了；沼气杂质太多，管道腐蚀严重，用不了多久，就坏了，维护运行成本高；进料出料劳动强度大，卫生状况差，富裕农民不愿意用。如果将巨额补贴用于研发，解决技术上的问题，使之具有竞争性，就是不补贴，农民也会用。

　　保障民生也是节能减碳的责任与承诺

　　应该说，中国“十一五”节能减碳的力度在全世界是最大的，效果是最好的，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努力与绩效是不认可的。中国的“十二五”目标，也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国家层面的“十二五”指标也将分解到各省市和各部门，作为约束性目标加以落实。对一些省市来讲，完成17%难度的确不小。我们需要与发展阶段相衔接，要考虑经济转型的实际。

　　综观2011年3月日本的超强地震、灾难性海啸和核泄漏事故的影响与应对，足以看出发展阶段的重要性。中国近年来的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云南盈江地震，经济损失远比日本低，但生命代价远比日本高。社会进步，在于对生命价值的推崇和尊重，不在于经济数额。民生的需要，人格的尊严，应该优先于节能减碳目标。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位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也跃居第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应该准备而且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国际话语权重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承担的责任有直接联系。那么，是不是节能减碳目标越高，越表明责任感越强？

　　其实不然。

　　不切实际的高目标，而且简单一刀切的行政强制手段，表面上看是表明了节能减碳的决心和力度，但是，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上对计划经济的否认，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重不断增强，其他国家担心中国将国内减排方式强加于世界。

　　相反，如果我们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留有弹性空间，避免过激措施，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才会得到认可和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