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的视角看农村文化建设，其学术和社会关怀的重心在于传播与乡村文化认同的关系。文化认同曾是构建社会整体性的基础，但是，“由于过度强调单方面对乡村文化的改造，文化认同的危机由此不断地生发出来。极端的对立和差异的想像以及身份的界定又使由下而上的对这种认同产生了怀疑以及不信任”（赵旭东，2007）。今天，农村文化治理的主旨，理应是重建乡村文化的自信与认同，这就需要根据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整合农村社群。大众传播在受众人群的界定上难以做到具体而微，人际传播仍然是农村文化治理中最为有效和需要改善的重点环节。弗莱兰德（Frieland，2001）就曾提出以“传播整合社群（communicatively integratedcommunity）”为路径将各级社区以传播、媒体为轴整合起来。不同的传播与媒介定义不同的社区。

在一个社区内，认同的形塑过程其实也就是传播的运作过程，在此基础上扩大至国家、民族的政治认同。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认同的文化建构，或者说通过文化传播的乡村治理。通过文化传播的乡村治理，强调乡村治理的思维应当经历“文化转向”，至少也应以“文化重建”的理念来重整农村的社会秩序。从微观处着手，则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在推动政府主导文化时需要调整传播的模式，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