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要迫切不要孤注一掷
确定了行动计划并且坚定了积极的心态之后，剩下来的任务就是快速、有效地完成计划了。在这个阶段，心态仍然是重要的。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行动的速度是迫切的，而不是孤注一掷的。”
行动的速度是迫切的，就是要求我们兵贵神速，即时行动，赶快去做。按預定日期和預算计划实现工作目标，這是任何一个组织取得成功的关键。
“兵贵神速”的意思是用兵以行动迅速为可贵。意思是用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就会取得胜利。这个成语来源于《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知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曹操打败了据有冀、青、幽、并四州的袁绍，杀了袁绍长子袁谭，袁绍的另外两个儿子袁尚、袁熙逃走，投奔辽河流域的乌丸族首领蹋顿单于。蹋顿乘机侵扰汉朝边境，破坏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曹操有心要去征讨袁尚及蹋顿，但有些官员担心远征之后，荆州的刘表会乘机派刘备来袭击曹操的后方。
郭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曹操说：“你现在威镇天下，但乌丸仗着地处在边远地区，必然不会防备。进行突然袭击，一定能消灭他们。如果延误时机，让袁尚、袁熙喘过气来，重新收集残部，乌丸各族响应，蹋顿有了野心，只怕冀州、青州又要不属于我们了。刘表是个空谈家，知道自己才能不及刘备，不会重用刘备，刘备不受重用，也不肯多为刘表出力。所以你只管放心远征乌丸，不会有后顾之忧的。”
曹操于是率领军队出征。到达易县（今属河北）后，郭嘉又对曹操说：“用兵贵在神速。现在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作战，军用物资多，行军速度就慢，如果乌丸人知道我军的情况，就会有所准备。不如留下笨重的军械物资，部队轻装，以加倍的速度前进，乘敌人没有防备发起进攻，那就能大获全胜。”
曹操依郭嘉的计策办，部队快速行军，直达蹋顿单于驻地。乌丸人惊慌失措地应战，一败涂地。蹋顿被杀，袁尚、袁熙逃往辽东后被太守孙康所杀。
前面提到，在我们制订计划的时候，总是根据当时的各种客观形势，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措施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形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停改变的，有时甚至到了瞬息万变的地步。若我们制订计划之后却迟迟不去行动或者行动迟缓，那么在出现预期的结果之前，极有可能客观情况又变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计划总赶不上变化了。
对于行动的速度是迫切的，我们很好理解，那么，为什么不能孤注一掷呢？
孤注一掷，词出《宋史·寇准传》：“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就是把所有的钱一次押上，决一输赢。比喻在危急时用尽所有力量作最后一次冒险。
从词意解释上，我们很容易看出，孤注一掷之所以不被推崇，就在于它的高风险性。我们制订的计划若是孤注一掷型的，执行起来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计划可能就会满盘皆输，根本没有修正和调整的余地，更不会有第二次机会，这样的计划显然是不可行的。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孤注一掷的感觉都是错综复杂的，因为高风险往往与高回报联系在一起。而冒险和赌博似乎是人类最大的天性，使得孤注一掷变成了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行动，分外引人入胜。人们既怀有对孤注一掷后果的恐惧，却又抵制不住孤注一掷回报的诱惑。然而从理性的角度上说，孤注一掷是危险和偏激的。
“围剿”与反“围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主要斗争形式。国民党从1930年12月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妄图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
前四次的反“围剿”斗争，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均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致使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５０万人。这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1934年１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４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７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单从军事上来说，是典型的孤注一掷的例子，其后果虽未使红军全军覆没，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当时的领导者所犯的错误，是由于好大喜功心态，完全忽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造成的，几乎赔光了革命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