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提及“影子银行”，仍然难以抹去与之相伴随的次贷危机阴影——“影子银行”的概念，诞生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萌芽期（2007年），而由其炮制的天量信贷资产证券化，则最终引爆了一度危及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以此为鉴，反观我国，“影子银行”这只深藏的地雷，其究竟牵涉多大的信贷规模，又将产生多少当量的破坏力，则在业内一直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忧虑者认为，我国影子银行当下的贷款规模高达30万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贷款余额逾50%，而乐观者则认为，我国影子银行所牵涉贷款微乎其微，甚至认为我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而10月10日IMF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则认为“中国银行体系贷款总额占GDP的比例为130%，而通过影子银行提供的借贷总额占GDP约为40%”，亦即是说，影子银行所涉贷款大约为16.5万亿元,占比我国银行业贷款余额约为30%。

　　应该说，IMF对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判断是相对客观的，对我国“需要加强监管并防范风险”的提醒亦是充满善意的。虽然，部分乐观者以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率近似于无、同业代付和信托理财已被大幅抑制、以及小贷公司和民间借贷冲击力弱等为由，从而认为IMF对我国影子银行的危险过于高估，根本没有必要对此过于恐慌。

　　确实，如果纯粹以信贷资产证券化而论，则可以说我国根本不存在影子银行体系，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高达165万亿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相比，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在今年6月初才重新开闸，初始额度亦仅为500亿元；而同业代付和信托理财近年来则一直受到政策抑制，今年4月，银监会已经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同业代付业务管理的通知》（意见稿），通知要求未来商业银行必须将同业代付账目计入表内，部分信托理财产品则自去年11月以来频遭禁令；至于小贷公司和民间借贷，一方面小贷公司贷款规模过小、而民间借贷规模更是无法统计，另一方面，小贷公司和民间借贷均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对系统金融风险的形成亦缺乏冲击力。

　　但是，事实上，上述理由对我国影子银行的认识并不全面、更不充分。这是因为，我国影子银行的特征，与以信贷资产证券化为特征的美国影子银行截然不同。以信托为例，近年来银监会虽对涉及房地产等信托产品加以强力抑制，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这部分信托产品却改换成其他名目持续发行，这从最近两年我国信托理财总额的大幅攀升（2011年高达18万亿元）即可窥之一斑，除此之外，近两年我国信托贷款额度亦持续大幅增加；以委托贷款为例，2011年增加1.3万亿元，今年上半年增加4827亿元，亦即是说，自2011年至今，我国委托贷款已增加了2万亿元左右；再以被过度忽视的民间金融为例，仅以我国M0为5万亿元核算，保守估计50%以上的比例参与到民间金融，其总额亦高达2.5万亿元，而如果将部分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的“变相高利贷”计算入内，则这部分脱媒金融额度高达4万亿元左右。

　　尽管，与美国影子银行以信贷资产证券化为特征相比，我国影子银行可谓表面不存在，而如与美国影子银行以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债券保险公司等为主体相比，则我国影子银行的构成亦大相径庭。但是，实际上，追溯其根源，则中美两国的影子银行的本质，并不存在太大的争议，即均是由金融脱媒所可能引发的系统信用危机。

　　以此而论，面对当下总体规模已不容小觑的影子银行贷款，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度。而欲对此进行有效扭转，则不仅有必要进行政策层面局部的堵，更有必要进行合理的疏。这是因为，我国影子银行之所以渐成规模，不仅有与美国影子银行相类似的地方，更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之处。美国影子银行的诞生和壮大，主要是因为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商业银行普遍性的存款流失和信用收缩，而我国影子银行之所以渐成规模，则不仅因为商业银行通过信托理财、委托贷款等手段，突破存准金率和存贷比的贷款额度限制，更因为在利率管制之下的表面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巨大的倒挂，从而诱发了不同主体参与金融脱媒的谋利冲动。

　　之于当下而言，面对我国已然规模巨大的影子银行贷款，我们亟需通过“堵疏结合”进行综合治理，从而避免引发未来可能性的系统金融风险——一方面，对商业银行普遍性的表内资产表外化、以及违规信托产品的发行必须进行堵，另一方面，对民间金融必须进行疏，以便于将其纳入到统一的金融监管。而在此基础上，更需要加快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建设的改革，从而在根本上减少金融脱媒的套利空间、以及放大针对不同经济主体的直接融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