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生产率将来能不能更好地维持下去，以至于未来20年中国还可以保持8%以上的经济成长率，第二个就是我们怎样解决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城乡的移民和城市化这样一个进程

　中国能否保持高速增长？换个方式说，最大的挑战是，中国能否满足保持高速增长的一系列条件以及保持多久。我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部分的内容将关注经济发展中主要的经济结构转换——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目前在中国已经处理得很好，但有可能在将来的20年发展到不可预期的水平。我将重点讨论这个方面的主要挑战和问题。

　　未来20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国将以多快的速度增长？如果我们用先前这个方法分析，我们需要去预测中国的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形成速度。我将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

　　这种分析的一些步骤已经很简单。首先来估计资本形成。在如今的中国，投资和资本形成的速度已经很高。问题是这个速度将来要下降。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的投资机会，所以储蓄总会转化为投资。有两种储蓄来源比较难分析：一种是企业储蓄，另一种是政府储蓄。我们假设这两种储蓄保持与今天大体相同的水平，真正的问题是家庭储蓄会怎样变化。

　　正如你们所知，如今中国家庭储蓄率很高。但储蓄率这么高主要是为养老，同时抚养孩子和赡养父母。但是高储蓄率只有当依赖比例高——即一个经济体中工作的人数与不工作的人数的比例较高的时候才会出现。一旦这个比例下降了，储蓄率也会下降。在中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在到某个时点，会出现很多老人，劳动力也会短缺。问题是：什么时候这个比例会下降？这是不是将来迟早会发生的？我的回答是这将发生在至少20年以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还是在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生育潮中出生的。

　　所以这个依赖比例还是会保持20到25年；一旦过了20到25年，就会下降；到了2035和2045年之后，还会下降到低点，这时中国就会面临比较严重的问题。不过这现在不会发生，所以这是基本的提示：中国的储蓄和投资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水平。

　　劳动力则比较好预测，因为那时的劳动力现在已经出生了。所以我们只要加上多少会在学校诸如此类的假设。在这类的估计中，应当考虑劳动力的质量——通常指教育情况。我们假设中国的教育会和日本的相同发展阶段的情况类似，比如说完成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

　　但是即便这样做，劳动力增加的最低速度也只有先前的一半。所以把教育考虑进来，并没有增加多少劳动力的供给。现在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真正巨大的作用已经发生在过去。所以教育并不会对劳动力的增长产生太多作用。

　　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有点不同的问题。现在我们有劳动力的低增长和持续的投资的高增长。但一切都还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所以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会怎样变化？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同时指向不同的方向，因此我们尝试估计当中国为保持9%经济增长速度，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多少。估算一下可发现，为了保持9%的增长，中国不得不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比现在快得多。

　　观察中国经济至今的表现，至少在生产率方面有三个大爆发。1979~1984年期间的农村改革，使当时已经松散的生产力极大的迸发；接下来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工业化带来生产力的又一解放；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进入中国的开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又有一波FDI进入的高潮。

　　但是早期的改革某种程度上说比后来的改革容易进行。早期的改革是摆脱旧的体系，主要是发生在家庭农业，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基本上只要抛弃旧的直接与农业相关的体系。

　　摆脱冗繁的计划，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比较容易。所以现在回答前面的问题：在已知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次剧烈增长很难实现的情况下，中国如何达到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6%的经济增长率需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3%，这完全在中国的能力范围之内。

　　所以，问题就变成，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9%中的哪个值？我们不可能达到9%，如果你相信这个论断。不过至少6%。当然，我把政治动乱和战争等等事情抛在一边。其次这个论断认为9%的增长速度不可能保持到20年之后，但也有可能保持在10年、或者10年之内。

　　中国必须继续制度方面的改革

　　我们已经论证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快速增长。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某种提高。我想举一些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并设想中国这样做了之后会怎样。一个好的例子和金融有关。

　　一些年以前，人们喜欢写书和文章，批判中国槽糕的金融体系。官方的坏账率是25%，非官方估计是40%，这意味着中国的银行足够破产好几回了。人们说这将导致大危机；但好些方面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危机不会发生。最关键在于，中国经过一段时间使得坏债率逐渐下降。你可能不相信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字是5%。这是一场平稳的战斗，顺利地把这些国有商业银行从政策制定者手里的工具，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这个问题，渐渐地，政府就做对了。这让我想起了温斯顿·丘吉尔形容美国人的一句话。他说，“美国人一般都会做对——当他们把所有的错误都犯过了之后。 ”我并不是说中国在做对事情之前，尝试过所有的错误，但是当你向前看，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金融部门似乎能逐渐自立。

　　那么政府部门急切需要做什么来提高效率，以便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达到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你真正需要做的是让政府摆脱一大堆政策决定。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理想的模式是上世纪70年代的韩国和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这些转型经济有大量的政府参与，是高度的干预经济。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为那是低效率的方式。有许多理由摈弃干预经济。一个高度干预的经济体系要做的事情包括以权威的方式向政府官员下达各种经济指令。这给了政府官员无数腐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