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被前苏联军队镇压后，作家昆德拉的书被禁，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这时，一位导演朋友想要帮助他，建议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改编成剧本。但当昆德拉重读这部俄罗斯名着后，他突然产生了强烈反感，同时怀念起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并着手将这部法国名着改编成剧本。

　　昆德拉反感陀氏，不是因为其美学价值，而是因为其“氛围”。那是“一个一切都变成了情感的世界。换句话说，在那儿情感被提高到了价值和真理的层次”。昆德拉回忆道，前苏联军队占领捷克的第三天，他驱车前往某地，路上遭到苏军的检查。事后，一个军官对他说，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捷克人应当明白，苏联人是因为爱他们才来到这里的。这件事使昆德拉开始思考理性与情感在历史上的作用。

　　人不能没有情感，但当情感成为价值和真理标准时，“最高尚的民族情感随时可以为最可怕的东西辩护，而内心充满抒情激情的人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昆德拉认为，将情感提高到价值层次的现象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从犹太教分离出来之时，模糊的爱的感情取代了明晰的律法，成为道德的标准。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情感已被理性和怀疑的精神、游戏的精神和事物的相对性所平衡，从而成就了今天的西方。

　　而俄罗斯却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理性，这使俄罗斯人在理性和情感之间不能保持平衡，这就是着名的俄罗斯灵魂的奥秘：它的深刻和残忍。显然，昆德拉认为极权的根源与宗教式情感有关，正如他在另一处所说：“革命是抒情的。”多年后，这部剧本在国外出版，昆德拉在序中表达了对陀氏的看法，结果招致俄裔美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的激烈反驳。

　　布罗茨基撰文指出，昆德拉是以政治立场代替了文学批评，而且他的指责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二十世纪的极权暴行，并不是以爱的名义，而是以历史的名义犯下的。“历史必然性的观念是理性的产物，并由西方传到俄罗斯。所谓高尚的野蛮人、坏的制度阻碍了人性固有的善、理想的国家以及社会的正义等等观念，无一是发源或兴起于伏尔加河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西方理性都没有遇到过像俄罗斯那样强烈的反抗。这一反抗“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又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大恐怖的浴血，甚至迄今尚未结束。”

　　对陀氏来说，人是一个精神的实体，所以他小说的主旨就是为人的心灵而战。他描写了人心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在善与恶之间的摆动。今天，人们在高度赞扬理性的时候，应当自问，理性是否对人能有真正的发现。这也正是文学的一个伟大主题，特别是陀氏作品的主题。由于昆德拉坚持从他的经验自我中得出的结论，拒绝一个更宽广、更丰富或更洞察的人的概念，他作品中那些“受伤的理性主义者”表明，他缺乏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

　　两位大师的观点都有其自身的理由。昆德拉看到了人类的崇高激情所产生的灾难，他把这种激情称为“刻奇”（kitsch），认为抒情态度是人类境况不可避免的部分，对“生活在别处”的追求导致知识分子对极权的认同，最终表现为“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而布罗茨基则看到了苏联极权的根源是西方理性，而不是宗教情感。他指出，《群魔》及陀氏其他作品中那些极端的革命者都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是对西方理性的情感反应，从而证明了陀氏对时代的伟大洞察。

　　昆德拉没有分清他所批判的激情不同于里芬斯达尔的激情，后者的纳粹激情源于人的意志，而昆德拉所批判的激情却是源于人对意义的追求，背后是现代理性主义的世俗救赎。但布罗茨基也没有分清哈耶克所说的欧陆建构理性与英美演化理性的区别。也就是说，昆德拉维护的其实是演化理性，布罗茨基批判的其实是建构理性。前者尊重自发秩序，后者相信理性可以设计出人间天堂。显然，他们的箭都没有射准靶心。

　　但这样的争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精神是质疑的、多元的，它与极权的绝对思维毫不相容，而诗歌的精神则是抒情的、绝对的，历史上许多浪漫主义的诗人和作家都向往过革命，甚至热情讴歌过暴政。布罗茨基则扞卫了俄罗斯心灵，也扞卫了诗歌。而有关人的激情，他俩的争论却远未穷尽。

　　也许正如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所说，美在极权国家确实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一直待在阿尔卑斯山顶，也不可一直待在厨房和卧室里，否则在山项等待我们的会是疯狂，在山下等待我们的会是厌倦。看来唯一可选择的是，向“高远”事物的远征应保持在个人诚实的状态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