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谐科学院学术推介
给中央献策：科学发展的数学原理与正确的深化改革路径三
什么才是普遍有效科学的经济改革
坚持科学发展的经济改革，就应该遵循天道宇宙科学法则，在一定时段内追求差异化，扩大社会整体的财富容量，但社会差异到了这个阶段的极致时，就应该缩差共富，避免陷入经济悖论的周期经济危机循环之中。这个道理，就像一个少年首先是成长骨骼高度，然后再逐渐的横向成长，构成匀称健壮整体均衡的成熟身体。一定阶段内的扩大差异化竞争，就是扩大社会圆的半径，增加社会财富的容量。但一个社会再某个特定历史惯性下的财富差异是有极致的。
西方依赖线性的形式逻辑思维，不能看待形式逻辑思维的局限与事物的边界，在假设中寻求直线前进，结果踏入悖论的悬崖。形式逻辑陷入悖论的状态，本身是辩证逻辑的一种特殊形式。要消除这种对立割裂而不能互补的悖论状态，使之转为对立互补的均论状态，维护事物的稳定健康运行。一味迷信局部有效的形式逻辑分析工具主导经济事物，忽略了自己的有效的条件与边界，不能正视经济整体循环运行的辩证运行关系，于是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互损循环的经济危机；为了避免国内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就不惜向外扩张殖民，来消解国内的危机。这个道理就是形式逻辑为了克服悖论危机，通过扩大论域来化解，但在更大更高层面导致悖论危机。西方学者至今都看不到或忽略了构建文化理论基本逻辑工具的局限，以致忘记了自己的理论适用范畴边际，则必然导致各个领域悖论循环的危机。西方周期政治经济艺术危机从来得不到化解，根本就是这个逻辑与价值失衡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从它的鼻祖开始，就陷入“斯密悖论”。此后，理论形态上一直是经济悖论不断。而每次经济危机都是经济悖论的具体表现。之所以陷入悖论，根本就是文化自性危机——逻辑工具失衡，导致价值失衡，交易失衡、市场失衡、社会失衡。但是西方缺少接纳矛盾关系的辩证逻辑，而是运用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黑格尔的学问在西方是不受主流欢迎理解的。所以，他们总是要通过长期的互损博弈走了弯路之后才寻找到“构建均衡系统必要性”的结论。但只有矛盾的对立互补、均衡统一才构成了均衡系统。
它们也在某些局部用辩证法思维，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流入中国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还不了解辩证逻辑。世界的数学与逻辑学界从形式逻辑向数理辩证逻辑转向也是2011年从中国学术界率先开始的事情。西方形式逻辑系统，中国早已吃透；但中国的辩证逻辑成就，则远远领先西方逻辑学界，掌握了世界逻辑转向发展的先导权。逻辑工具的转向也必然导致相应的世界学术范式革命。所以，东西方的经济学家由于西方教育模式与学术范式导致“专而不通”的局限，普遍只懂得一点辩证法思维，它们不懂得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就是辩证法的形式符号系统，使之更为严谨，更好地描述客观事物运动状态的科学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两种逻辑的推理特征与适用范畴，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两者是等同的关系。所以，经济学家们完全是根据个人兴趣与市场社会反馈，局部使用辩证法。
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的“理性经济人”，是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人利己作为核心价值天经地义。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来自于“个人至上”个人是新上帝的欧洲文艺复兴与欧洲启蒙运动、以及宗教改革的价值诉求，他们宣布上帝死亡后为了满足资产阶级强权逐利的要求，不惜歪曲宗教教义，将个人地位上升为新上帝，将宗教原理蜕变为资产阶级义理基础。鼓吹所谓的自由，最早也是建立在人性失衡的私恶基础之上，这样客观上为“狼群自由必然导致羊群死亡”（伯林语）的客观社会提供了假设性的学术认知肯定，满足了少数资本家权贵的利益需求。
而所谓人权、民主、平等，忽略了这个假设的私恶——“失衡价值”基础，都是局部有效的小脚巨人的空中楼阁。他们擅长瞎子摸象各执一词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而怀疑宇宙整体的真理；他们不懂天道宇宙法则，也就无法发现事物之间普遍的逻辑关系，更无法用天道辩证逻辑来厘定人性私恶与公善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而每个人私利的联合组成了公善。私有只有兼顾社会整体公平才是真正公善道义的私有。公善只有落实到每个人的私利形成均衡才是真正道义的公善。公善私有失衡，国有不落实到每个公民的产权至上，一旦政治行为丧失了公善圣贤精神而追逐私利至上，就会客观变成新官僚阶层的官有。公私善恶是一对互补的辩证关系。只有运用天道宇宙科学法则，建立起“人己、公私、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彼此均衡互补”的中道价值基础，才是符合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私恶立论，强调个体价值局部价值短期利益至上，而忽略了社会集体整体长远价值；传统社会主义则截然相反，强调社会集体价值、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至上，而忽略了组成它的具体的个体。两者处于两个极端之中。好比资本主义文明是一个初果，差异化形成了整个文明框架，但陷入两极分化之中。传统社会主义是一个青果，整体均衡却财富容量少不成熟。共产主义是要满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配置使之均衡，通过个人产权的联合科学的实现共产，则形成金黄的熟果。
他们也用辩证法强调人人法律面前平等、个人自由的边界是不影响他人自由。尤其自由主义流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右派学者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到了修补自由主义的工具。自由主义者们大都引用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辩证思维与辩证价值来为失衡的古典自由主义来解套。
形式逻辑系统的不完备性，导致他们的分析工具与文化理论总是局部有效的。忽略这个局部有效的基础而搭建起来的文化大厦，就形成“一粒沙上搭建筑的”小儿麻痹症。西方的制度设计由此形成了具有欺骗性的虚拟性的制度原理，通过构建一套制衡的制度形式保障平等、人权、民主、宪政，以掩饰实质并不平等、反人权、反民主、反宪政的事实。机会平等忽略了西方财阀的家族世袭社会不平等事实、人权与民主忽略了西方财阀金融世袭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美联储私人家族70%股份政府占30%就是一例）、垄断性的传媒学术实体形成的私天下的“隐性特权”、“隐性专制”、“隐性人治”（其实也是显性特权、专制，但西方语义系统给刻意掩盖了）事实。西方以往被暗杀的总统其实是客观反映了西方隐性的特权专制人治事实。
正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觉醒与反抗。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发现这种明显的不合理之后，开始在理论上用辩证法进行修修补补。这个状况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中尤其明显。比如邹恒甫、茅于轼、刘军宁、盛洪、吴敬琏、厉以宁、樊纲、朗咸平、许小年等精英，以及学院派大多数的教授著作演讲中，经常发现不是用形式逻辑思维来处理复杂系统，就是局部驾驭辩证法思维与辩证的价值原理。他们并没有吃透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所以，总是混乱不堪导致系统畸形崩溃。
茅于轼教授一生的主要学术建树“择优分配原理”之所以导致“整体不优的悖论”，出现微观经济学崩盘的格局。就是在关键时候运用形式逻辑得出结论——在化肥一定条件下，要将边际产出少的土地上的化肥增加投入到边际产出多的土地上，导致两块土地产出效益差距拉大，表现为社会就是分配失衡的贫富差距扩大。他是运用数学法则算出来的结果。但是，正像我上面举例说明的，他不知道排斥矛盾的形式数学是局部有效的。他承认《经济科学原理》指出的：西方经济学只顾效益而不顾公平，追逐个人局部短期利益最大而罔顾整体长期利益，导致两极分化互损与社会整体效益最小化的悖论危机。但他以及整个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所有的经济学家尚没有在理论上完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逻辑统一。所以，周期经济危机对于他们而言是永远无解的。因为他们面对逻辑与数学的悖论也是无法真正解决的。
这个现象在企业管理上也同样如此。科学的管理法则不是择优劣汰而是择优并劣，要提携培养劣使之与优均衡。否则就是失道的企业组成了失道的市场、失道的社会、失道的国家、失道的人类秩序。
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从中华文化与时俱进复兴的智慧成果中，依赖天道阴阳均衡法则与新的普遍有效的经济科学原理，构建合理的微观交易价值基础与理性秩序，打造“个人产权合理差异互补、整体均衡共享”的产权联合的“新共产主义”企业产权制度，推动社会宏观经济生态各个行业经济多样互补、整体均衡的共赢圆满格局，实现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逻辑统一。
依据天道宇宙科学法则均衡原理，中国的国企改革在总量上有个边界。那就是要避免走入国企改革的另一个极端，导致国家经济公私的失衡。此外，中国的公私企业都亟待遵循天道宇宙科学法则，落实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诉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依据的原理就是“合理差异互补、整体均衡共赢”。唯有这样科学的产权制度，才能跳出周期经济危机，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走向共富，才能给世界文明转型作出极具感召力的表率，造福人类。
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要牢记历史使命，追求社会公正是共产党立党之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价值，是全国与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共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实现社会公正的路径与基本手段。社会公正是共产运动的根本方向与目标。社会公正追求的是全体社会公民的人格平等、民主权利、经济共享。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若放弃对西方文化的百年迷信，跳出西方文化藩篱，重新综合把握中华文化复兴学术成果，必然克服危机面临伟大的复兴图雄。（待续）
作者：刘浩锋，世界和谐科学院院长；中国逻辑学会会员。
致力于中华文化复兴思想体系构建。著有《和学——宇宙科学》； 第一卷《中华天道数学逻辑学原理》；第二卷《心力伦理科学原理》 ；第三卷《政治科学原理》；第四卷 《经济科学原理》；第五卷 《美学科学原理》；第六卷《宇宙生命科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