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前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大量矛盾，加之“半吊子市场化”的医改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医德滑坡和社会不公，眼下全社会对“新医改”寄托了很大期望。

　　要使“新医改”不至于再度夭折或陷入不了了之的窘境，我们必须破除以下几种错误观念。

　　首先，旧的医改是不成功的，这点毋庸置疑，但这并不能说明“改革”前的医疗卫生体制就是“成功”的，因此“新医改”决不应当走计划经济时代的回头路。公立医院确实应由国家包下来，但国家包下来的目的是让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而不是去养一批穿着白大褂的官僚或办事员。

　　其次，新的医疗体系和医保体系应该覆盖全国城乡，这点也毫无疑问。但决不能不切实际地期望建立一个在模式和标准上全国不同地区、城镇和农村都无差别的“大一统”的医疗卫生体系。

　　发达国家的经历告诉我们，像医疗和教育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事业，归根结底市场机制是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的。在“看不见的手”失灵的前提下，如何对它进行监督、考核和管理，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现阶段又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拥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和舆论监督，这将是未来的一大难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新医改”需要广泛的试点，在试点阶段要发挥各地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过去30多年的改革实践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成功的改革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事先“规划”出来的，而是国家对民间创造力的承认及顺应。对国家来说，改革不是创造发明什么了不起的制度，而仅仅是把制度层面妨碍民间创造力发挥的障碍搬掉，让它能够生机勃发而已。

　　当前和今后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必须明智而辩证地处理好以下基本关系。

　　首先是公益性目标与市场化手段之间的关系。上一轮“失败的医改”最为人诟病的是它的所谓“市场化”取向，然而，做一番细致梳理就会看到，问题的要害其实并不在于笼统的市场化，而在于该市场化的地方很大程度上根本就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却飞快地市场化了。具体来说，国家办的公费医疗体系的目标不应该是市场取向，即公立医院不应以盈利为目的。现实情况则恰好相反，一些公立医院比许多民营医院更加急切地追逐利润，甚至不惜拿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去做交易，而医院内部却依然维持着高度僵化的衙门化、大锅饭体制。应推行公立医疗体系内部的改革，其核心就是改变目前的行政化管理体制。

　　其次是医疗保障均等化与享受标准差异化之间的关系。均等化的意思是，任何公民都有享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平等权利，不能因为身份（户籍、就业单位所有制、行政级别、技术职称等）的原因而使一部分人得到特殊化的医疗服务，并将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基本医疗保障之外。当前必须解决两个突出的矛盾体：一方面，应尽快将基本医疗服务覆盖到农村居民身上；另一方面，应加快卸掉公费医疗体系背负的越来越沉重的“高干病区”、“特需病房”之类“特殊化”的包袱。对于一定级别以上的领导干部或有特殊贡献的专业人才，国家可以用发放特别医疗津贴或提高医保福利标准的办法从优对待，但不能另行设置一个专门的排他性“特区”，从而以行政权力挤占和侵蚀公费医疗资源的均等化配置。

　　新医改方案也许会令一些反改革的人士欢欣鼓舞，但这与其说是“走回头路”，是对市场化改革的否定，毋宁说是对真正的市场经济认识的加深。传统的计划经济取消了市场和竞争，把人和社会的一切事务纳入国家这台超级机器中；而在半吊子市场经济中，政府一方面并没有从应该退出的领域中退出来，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交给了市场。如果说当初为了打破难以维系的“大锅饭”和“铁饭碗”，不得已把“效率”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话，现在，经过30多年的实践和反思，是到了对这种混杂了许多不合理成分的“伪市场化”进行二度拨乱反正的时候了。事实上，在现阶段，社会公平问题已严重制约了效率和创造力的进一步释放。

　　很想对那些批评西方福利制度的学者说，中国的社保体系注定要承担比西方发达国家艰巨得多的使命。在西方，这仅仅是一个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安全阀或缓冲器；在我们这里，它还应该能够承受未来制度变迁所造成的额外冲击。在中国，当谈论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时，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政治和社会的成本才是最大的成本。

　　不仅是狭义的社保，在医疗、教育、传媒等关涉现代文明国家中公民基本公共权利的领域进行的改革，都可被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堡垒的最后冲刺。

　　假如到2020年，我们能够从医疗卫生出发，基本建立起一套涵盖失业和养老的全民社保网络（基础义务教育的普及目前已近基本实现），那么古老的中国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先贤理想。当我们看到社会上不再有失学的适龄儿童，不再有身无分文的失业者，不再有得不到基本治疗而等死的病人，不再有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到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就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基础，穿越“历史三峡”的百年变革的“最后一跃”也就水到渠成了，将来的制度变迁就将被一劳永逸地纳入和平与可控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