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斯密的情感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研究者不应该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抱有个人感情，因为感情会影响研究的客观和公正。

道理我懂，我也会这样教导学生。不过，具体到我所崇敬的那些思想家身上，我对这样的“正确观念”却又不以为然。我以为，我们今天信奉和使用的那些经济学理论是从历代经济学家那里继承而来的，作为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我们的职业基础是由历代经济学家共同努力奠定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继承了那些经济学家的衣钵，他们是我们的学术先辈。对先辈保持崇敬，在先辈面前保持谦卑，我以为这是作为人以及作为研究者应该有的心态。

我还这样想，那些过去了的经济学家，在我们今天的教科书里已经只是一个符号，可他们也曾经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曾经真实地生活过。也许，他们的生活也如同我们今天一样丰富多彩，或者，他们也曾经像我们今天一样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像我们一样向往爱和被爱，向往崇敬和爱戴。如果他们泉下有知，今天还有人念及他们的理论时不仅仅将他们看成是一个符号，而是看成是曾经活生生的人，而且对他们还保持着敬意和爱戴，他们会感到欣慰，他们会自豪于自己的贡献，自豪于自己曾经的努力和奋斗。

我本人接受经济学教育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历史上又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在我们课堂教学中，占主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对马克思素来怀有敬意。这种情感部分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反复而强制的灌输，部分来自自己的阅读和思考。但是，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还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那种枯燥乏味的说教，那种强词夺理的教条，实在让人畏惧。那时候，现代经济学已经悄然渗透进来，通过讲座、杂志、报刊，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在那种正式的经济学教学的荒漠边缘慢慢滋生着。在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人名就是亚当·斯密。似乎阐述自由市场经济观念的任何文章和著作，不以亚当·斯密作为招牌就不具有正统性一样。“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亚当·斯密”，这些概念好像有着相同的含义，它们也总是在阐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时候同时出现。在现代经济学对于中国来说还处在拓荒的时代，这些概念代表着一种清新自然的观念，代表着一种对现实具有强大解释力理论工具。而且，就现实来讲，当我们逐渐放弃计划经济而走上市场道路的时候，国民经济逐渐摆脱了效率低下的状态，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改善。这种现实的变化也被看成是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引导的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我阅读了能够找寻到的所有的斯密的著作以及介绍斯密思想的著作。从斯密的著作中，我了解了市场机制的运行原理，从奉斯密为先辈的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等人的著作中，我不仅进一步理解了市场的运行机制，还了解到了那些卓越的经济学家对斯密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崇敬和爱戴。我对斯密的敬意和爱戴也在这样反复的阅读中被强化了。

第一次上“经济学说史”，讲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时，我感到无限的自豪。能够给学生介绍亚当·斯密的思想，能够将自己的学习心得跟学生分享，我以为这是一项无上光荣的事业。因为对斯密的崇敬，最初的几年，每次讲到斯密的时候，我都会紧张的声音发抖，手心冒汗。在教学过程中，我反复不断地阅读斯密的著作，并寻找各种各样关于斯密的著作来学习研究。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对于斯密，无论是其思想还是人生，我好像比对自己还熟悉。我对斯密的深厚感情学生也有所了解。有学生给我的邮件中说，老师说到斯密的时候，好像在说自己的朋友一样亲切。有不止一个学生在学期结束之后跟我的通信中说，曾经梦见我跟斯密坐在一起讨论问题。

对斯密的这种情感确实影响着我的某些判断。我的经济学说史课程考试大多是开卷考，在好多年的备选题目中都有这样一道题目——列举你心目中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经济学家并评述其思想。我心目中最伟大的那位经济学家就是斯密。所以，看到与我想法吻合的卷子，自然就会给出比较高的分数。我记得我第二次讲经济学说史讲到斯密时，情绪激动的讲到了这样一段话：“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一座高峰，他的思想的光辉，照耀着他所处的时代，也照耀着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历程……”。这段话只是当时情绪激动随口道出的。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在一位学生的卷子上看到这段话，这让我诧异而惊喜。后来，我把这段话搬到了我正式出版的教材里。

因为对斯密的深厚感情，多少年间，我一直孜孜不倦地阅读与斯密有关的各种文献。我自己也写下了不少东西。看到那些能够正确理解斯密的思想的文章和著作，我会虚心学习和领会，用以充实自己。不过，这些年也看到很多不懂装懂的滥竽充数之作，有的是治学随意的国内专家所为，有的是国外畅销书作家所为。看到这些东西都会让我感觉不爽，感觉是对自己祖先的侮辱。于是也写过一些文字对之揭露和批评。

后来，我对斯密的感情有过变化。那是四五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读了《亚当·斯密通信集》之后。在此之前，我读过不少亚当·斯密的传记，有国内作者写的，更多是国外作者写的。我多次读过并且比较熟悉的是约翰·雷写的《亚当·斯密传》。我早已了解了斯密和休谟之间的伟大的友谊，很多情节都被我作为佳话在课堂上讲过。他们之间学术上相互鼓励和支持，生活上的相互关注和帮助，这种友谊令人向往。在某本书里，作者说斯密和休谟之间有“罗马式的伟大友谊”，我虽然不知道何为罗马式的，但相信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伟大的。这是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之间伟大的友谊。

那个冬天阅读《亚当·斯密书信集》被我看成是一个失误。阅读斯密和休谟之间的通信，了解到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更多的细节，也让我对斯密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辞掉逻辑学教授职位而担任道德哲学教授职位时，休谟向学校提出继任逻辑学教授职位的申请。作为前任，斯密的推荐有着重要作用。但斯密虽然作了推荐，但明显不尽力。因为休谟有着无神论和怀疑论的“异端思想”，斯密也担心他推荐休谟会对他自己不利。这些在他与另外的朋友的通信中有反映。休谟是一个坦坦荡荡的人，他对朋友是可以做到两肋插刀的。实际上，早于斯密出名并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休谟，在很多方面都给予过斯密无私的帮助。比如他将斯密引荐给法国的启蒙学者，这对斯密后来的经济学研究有重要影响。但是，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斯密对休谟似乎没有休谟对斯密那样坦荡和无私。休谟一生写过很多著作，他最看重的是《自然宗教对话录》。这样一部对上帝的存在加以怀疑的著作在那样一个教会控制意识形态的时代是无法出版的。按照当时的情况，一旦出版，作者可能要锒铛入狱，他的朋友要受到牵连，出版人也脱离不了干系。临死之前，休谟决定委托斯密在他死后出版此书。一般来说，主流的意识形态对去世的人是比较宽容的，不会加以追究。休谟非常看重这本书，他将它看成是自己的儿子。当时，斯密在伦敦处理《国富论》的出版事宜。休谟多次写信给斯密，迫切要求与他见面，斯密一直在推脱。即使在他回到苏格兰的时候，也没有抽出充分的时间与休谟商讨此事。为了推动斯密答应此事，休谟提出给他200英镑的报酬，斯密坚决不答应。他坚决不与这本书有任何瓜葛。后来，休谟不得将此书的出版委托给他们的另外一个出版商朋友，斯密还写信给出版商，希望他放弃。

不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休谟都是我所崇敬的为人之一。斯密说休谟是人性范围内最全知全能的人，我以为这样的评价也只有休谟才担得起。对于休谟的苦苦哀求，斯密的冷漠让我寒心。那个冬天，因为斯密对休谟的冷漠，让我感觉特别的寒冷。

在这之前，我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了解到他对斯密的评价。总的来讲，熊彼特对斯密的评价不高。比如他说斯密的思想缺乏原创性，说斯密的智力就只适合做综合工作，还说斯密心胸狭隘，不让学生记笔记，还因为子虚乌有的自由贸易理论的优先权与朋友闹翻，等等。我对熊彼特的这些说辞不以为然。我以为，他说斯密缺乏原创性并非实事求是，况且，即使没有原创性，仅仅综合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正是这种综合才使得一门学科得以正式形成。至于说他心胸狭隘等等，我把它理解为人所固有的人性弱点，正是这种弱点才显得斯密作为一个人的真实，才显出他的可爱。

阅读了《亚当·斯密通信集》之后，我对斯密的为人产生了怀疑，斯密作为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光辉形象在我心目中逐渐变得暗淡了。在这样一种心态影响之下，我对斯密的的学术贡献以及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产生了怀疑，他好像不再配得上最高峰那样的形象。在读休谟的《人性论》时，我发现作为斯密核心思想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休谟早已经作出过深入而透彻的阐述；而斯密在牛津大学期间不仅读过《人性论》，还因为阅读此书而收到过学校的惩处。休谟对斯密的影响不言而喻，而斯密在自己的著作中却完全没有提及此事。

读《休谟经济论文选》的时候，这种印象进一步加深了。出版于1752年的这部文集可以说是第一部自由主义经济学论文集，在这部著作里，休谟不仅阐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念，还具体而深入地阐释了若干重要的原理，这些原理形成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构件，而且至今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相对于斯密的《国富论》，休谟的《文选》逻辑清楚，论证清晰，思想深刻，含义明确。斯密应该是熟悉休谟的《文选》的，而且应该从该文选中吸取过有益的东西。比如，他的绝对优势理论的阐释就与休谟很相似。至少，休谟的认识要早于斯密。可是 ，在斯密的《国富论》里，也没有提及《文选》的影响。

再后来，在阅读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的时候，我对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的名头产生了怀疑。坎蒂隆的《概论》早于斯密的《国富论》四十多年成书。坎蒂隆是一个有着杰出的创新能力的思想家，在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工资理论、人口理论、企业家理论、贸易理论等等领域，坎蒂隆都作出过自己的独立贡献，他的很多杰出思想，甚至有着现代经济学的意味。历史地看，坎蒂隆直接影响过重农学派，而斯密又受到坎蒂隆的影响。即使无法确定斯密与坎蒂隆的关系，坎蒂隆作为体系构建者的贡献也不能忽视。斯密之所以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主要源于他的《国富论》所构建的“第一个”经济学理论体系。坎蒂隆的《概论》其实也是一次重要的体系构建的尝试，而且，坎蒂隆的体系要比斯密的体系更加简洁，更加逻辑严密而层次清楚。当然，就涵盖范围而言，斯密的体系显得更加完整，而完整可能是对体系构建的重要要求。

对坎蒂隆的阅读和思考，让我在一段时间里更加怀疑斯密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否名副其实。我知道，这种感觉与我对斯密的感情的变化有关。我对斯密的学术地位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是对斯密人品的怀疑的反应。我当然知道我的这种判断方式不仅不科学，而且不健康甚至是有害的；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无法摆脱这种基于情感的判断。在最近的几个学期的讲授中，尽管努力想让自己客观和公正一些，还是时不时会讲一点斯密的“坏话”，会对斯密的历史地位表示怀疑。

最近读到美国新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默瑞·罗斯巴德的《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让我决定努力改善对斯密的看法。不是因为罗斯巴德对斯密的崇敬让我决定改变，而是因为他对斯密的恶恶意语的重伤，恶毒的攻击。

罗斯巴德洋洋洒洒900多页的《思想史》，主题就是要证明，经济思想史在斯密之前有着正常的发展，而斯密的出现却将经济思想的发展引入歧途；在斯密影响之下，经济思想发展倒退了100多年，直到奥地利学派的出现，才又将经济思想研究引入正轨。在罗斯巴德的笔下，亚当·斯密不仅智力平庸，思维混乱，而且心胸狭隘，品行不端，是个厚颜无耻的剽窃高手。

在我所阅读过的文字中，这是对斯密最恶毒最放肆的攻击了。阅读这样的文字，我自己也感觉到了伤害。无论如何，斯密在我的心目中还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即使他对休谟的冷漠影响了他作为朋友的形象，他在自己著作中不对前人全面表达谢意（也许这是那个时代的写作惯例）影响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形象，但他总还是经济学体系最早的成功构建者，是经济学大厦最早的成功的设计者。

况且，罗斯巴德的攻击让我感觉到某种居心不良的强词夺理。比如，作者用最大的篇幅来批判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关键原因仅仅在于——作者以为——价值就只能是主观价值，就只能是由稀缺性和效用决定的，任何客观价值的观念，任何劳动价值的观念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反动。作者以为，在斯密之前，主流的价值理论就是效用价值论，而斯密却将价值理论引向了劳动价值论的歧途。到了100多年后，奥地利学派的出现，才再次恢复了效用价值论，从而将经济学引向正确的方向。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确实存在问题，但罗斯巴德的判断与此无关。罗斯巴德的强词夺理不仅违背历史，也没有任何逻辑。再比如，关于斯密与他的朋友就关于分工的例子的优先权的争论问题，罗斯巴德说，其实这个例子来自当时法国的《百科全书》的一篇文章。斯密的例子本身就是从这里抄袭的。我的理解是，如果斯密确实争论过优先权问题，这种争论确实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说《百科全书》上有过关于分工的这样的例子就说斯密是抄袭的，也毫无理由。在斯密的时代，手工作坊的分工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普遍现象，他不要去抄袭，他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因此，罗斯巴德的这种指控纯粹是别有用心。阅读罗斯巴德的著作时的那种受到伤害的感觉让我意识到我对斯密还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即使我对斯密有一些看法甚至不满，还是无法容忍别人对他的肆意攻击。

促使这种转变的关键原因还在于，我无法接受罗斯巴德关于经济思想史发展路径的认识。按照罗斯巴德的说法，斯密只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捣乱分子。在他之前，经济思想有正常的发展，在他使经济学倒退100年之后，在奥地利学派那里经济学研究又恢复正常的发展。罗斯巴德所说的那种经济学，其实只是他信以为真的奥地利经济学，而不是成为今天主流经济学的前身的新古典及古典经济学。就我们的认识而言，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无论来自配第还是洛克，魁奈还是杜尔格，孟德斯鸠还是曼德维尔，坎蒂隆还是休谟，到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都融入了斯密经济学这条大河。斯密之后，他的经济学直接或者间接地被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所继承，而他们的思想，又成为约翰·穆勒的来源；再往后，马歇尔继承了约翰·穆勒的思想，再综合进边际学派的创造，构建起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这样一条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路径，这样一种学术的历史传承，有着清楚的脉络，是任何叫嚣都否定不了的。在这种清晰的发展脉络中，亚当·斯密的影响和地位同样是明确而清晰的。否认亚当·斯密在经济学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其实就是在否认经济学的历史。所以，罗斯巴德对斯密的否认，其实就是对经济学的历史的否认。

罗斯巴德对我来讲成为一幅解毒剂，他让我努力改善对斯密的认识，恢复对斯密的信心。

对斯密的情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崇敬和爱戴到怀疑和批评再到努力恢复崇敬和信赖。这样的过程使认识得以丰富，使思想得以深化。思考和研究中渗透着个人情感显然不科学，但放弃还是坚持还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