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以来，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中的排名上升速度是有目共睹的。在2002年，中国排在第47位，位于乌拉圭之后，巴拿马之前。
然而在日前发布的《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竞争力排名却较去年下降三位至第29位。加之近期令人担忧的经济增长减速情况、以及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民营经济萎缩等，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持续走强的国家竞争力有放缓之势？
在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后，在欧洲陷入债务泥沼后，世界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中国，中国也期待与国际大家庭共荣。今后的路，对中国而言，有多艰难？泱泱大国，如何再造竞争力？
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竞争力提升有四个策略：依靠国有企业、维持中国制造、促进劳动力结构转型、培育大众消费市场。
依靠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实现了由跟随者向追赶者的转变，更实现了对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快速赶超。
其实，大国之间的国际竞争突出表现为大企业、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角力竞争。从《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数据中，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与欧美日世界500强非金融企业的营业收入相对差距在逐步缩小。在2012年世界500强榜单上，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拥有世界500强企业第二多的国家，而其中国有企业就占到66家。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标杆集中在欧美日的世界一流企业。与它们做比较，更能充分反映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其中的标准是“做大”、“做强”、“做优”、“做绿”和“做和”。
中国企业崛起的最明显体现是企业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大。在过去十年中，无论是非金融企业，还是中央企业，其营业收入和资产规模都有大幅提高，这一趋势与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是一致的。
而中国企业 “做强”的趋势也已初现端倪。一段时间以来，国有企业的利润水平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2008年，中国非金融企业营业盈余已经达到1.09万亿美元，成为利润总额最高的国家。炼油、电信、建筑、海运等业已形成为国际龙头企业。而机械、海运、工程建筑、计算机等市场竞争激烈的产业也实现了新的突破。
“做优”是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包括科技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在科技研发投入方面，国有企业是主要的来源，虽然在R&D经费内部支出方面与美国和日本领先企业群体存在差距，但这个差距在不断缩小。而国有控股企业的高技术制造业R&D支出强度则高出全行业平均的一倍以上，特别是像航空航天器制造，其强度已经和德美日企业水平接近。
在过去30年里，我国经济取得的成果是可喜的，尤其是近10年每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更是令世人瞩目。但同时，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这里面很大部分是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因此，“做绿”是国有企业进入工业化进程、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改善能源利用率、增加节能、减少污染、推动再生能源的使用等，都是亟待解决的。
而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而言，通常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体现的是整体的“做和”景象。一般来说，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更突出。但是当前的竞争是全球性的，在某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竞争必须由国有企业来支撑，如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军工、航天航空、石油勘探、通信等。因此，要提升整体的产业竞争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必须抱成团，相互促进，并且缺一不可。
未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目标是“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知名品牌”。与美日等国相比，目前的主要差距体现在科技创新、知名品牌和节能减排等方面。因此，需要通过改革推动其发展，并提升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经营管理水平。
维持中国制造
在2012伦敦奥运会开幕前两周，世界运动产品巨头阿迪达斯公司宣布，将于2012年10月关闭位于苏州的在华唯一全资工厂。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热议。虽然人们对4年后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商战能否战胜中国存在争议，但问题是：“中国制造”还能独占鳌头吗？
就目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所处的位置而言，仍然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下端。比如，中国最先进的航天工业核心技术控制美国、法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手中；在中国竞争最激烈的家电行业，核心的技术在美国和日韩；在汽车领域，核心技术控制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手中。
而中国在全球中影响最大的产业，主要集中在以鞋袜、打火机、缝纫机为代表的非主流行业，其特点是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随着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其优势已经逐步弱化，而逐步被亚洲其他国家所取代。
如何维持“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呢？答案是重振中小企业，这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换句话说，中小企业以及由它们生长而成的大型民企，是“中国制造”的基础。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小企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它们创造了全国60%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全国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
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务院于2005年2月25日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因文件内容共36条，被简称为“非公经济36条”。包括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在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社会事业以及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以及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等。
但是由于“非公36条”内容较为笼统和宏观，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深入、越来越具体，矛盾也越来越凸显。于是，在2010年10月，国务院又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简称为“新36条”。
虽然目前外界对“新36条”的实施效果还有不少意见，但它更多地阐述民营企业可以进入的领域和范围，明确表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并用20条来说明鼓励进入的范围，同时表示鼓励民营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促进劳动力结构转型
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是相互影响的。虽然，在未来十年我国的劳动力供求总量会较为平衡，但不同年龄劳动力变化存在着巨大差异，会对不同行业乃至产业结构带来深远影响。
比如，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明显感受到年轻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并且在未来十年年轻劳动力（15-29岁）将年均大幅下跌1.4%。而建筑业、低端出口加工行业、低端服务业等过去20年一直是年轻劳动力最大的雇佣行业，因此将更明显地感受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压力。
此外，教育结构失衡问题导致了劳动力供求错配。近十几年来，我国制造业、建筑业持续高速发展，对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产生大量需求。同时高校大量扩招、每年毕业生高达600万人以上，而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仅缓慢发展。这导致了企业招普工、技工难、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并存。
眼下，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转型。而过去增长模式所依赖的两大引擎：出口和房地产，均高度依赖于年轻、低端劳动力的供给。
因此，未来十年年轻劳动力大幅减少、年长劳动力相对增多将会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房地产建设、出口加工拉动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推动转变。
培育大众消费市场
据美林证劵的调查称，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已跃升全球第二，而在人均收入方面，中国却排名全球100名之外。另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
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由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因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体制外知识分子、以及大量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中国“新底层阶层”社会。
由于这种严重的贫富分化，权贵和富豪阶层的奢侈品消费流行；另一端，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构成了低端消费市场；而在此中间，大众消费，或者说是“中端消费”则严重匮乏。这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造成冲突与暴力，还十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同时，这也使得中国企业迟迟不能完成产业升级。因为中国的主流消费群体非常贫穷，他们并无足够的购买力，只能消费低端产品。企业无足够的利润，自然无法完成产业升级。
在未来，中国企业要想摆脱低端市场，实现从低端产品制造到中端产品制造的自然升级，就需要造就一个广大的大众消费市场，并在这庞大的大众消费的拉动下，逐步实现重点主流行业的率先突破。
依靠国有企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协助中小企业，维持“中国制造”竞争力；促进劳动力结构转型，充分利用人口资源；培育大众消费市场，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如此，四个策略，齐头并施，相互牵引，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应当是明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