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放进行改革与让改革更加开放
--- 论述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
白 明
34年前的
一、辩证看待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演进
改革开放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与对外开放政策的总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改革开放不仅激发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活力，而且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便车”。正如胡锦涛同志
在迄今为止时间跨度已有三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如果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来看，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
改革与开放之间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指的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这段时间。在这一时间，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对外开放方面，都处于在有限范围内的启动探索阶段，最主要的障碍存在于解放思想方面，改革红利的产生过程与开放红利的产生过程之间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即使相互之间有联系，也基本上是正向互补关系。
改革与开放之间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指的是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段时间。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告别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又先后经历了计划调节为主与市场调节为辅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价格双轨制等诸多尝试后，终于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由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尚未得以形成，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整体上仍然处于渐进状态。总的来看，在1992－2001年的10年时间内，经济改革过程相对于对外开放过程进展更大一些。
改革与开放之间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指的是从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段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不仅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而且也是最活跃的投资目的地，而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停滞，像2006年开始全面免除农业税就是一项有利于解决好“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不过，按照原有路径进行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所能够带来的红利已经被充分挖掘，剩下的改革进程需要触动更多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涉及到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难度更大一些，因而，这段时间的经济改革相对于对外开放来说要显得较为“稳健”一些。
改革与开放之间关系发展的第四阶段指的是从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到目前为止的这段时间。从近些年来看，我国的对外开放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而在国内，尚待挖掘的改革增量空间相对狭窄。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就不能够将改革于开放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够过于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而是要将改革与开放两种结合起来，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相互带来借力而不是相互构成阻力。
也要看到，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密，但两者之间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纯改革”与“纯开放”有时也泾渭分明。一方面，在近3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一些改革举措在当时看并不直接涉及到对外开放。
尽管改革与开放之间的侧重点有所差别，但从30余年的改革开放时间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从最初的改革与开放相对分工明确，发展到后来的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各自单向促动，一直到发展到目前为止的改革与开放之间形成双向互动关系，说明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整体进程中，改革与开放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不仅日益紧密，而且也越来越合理。
二、辩证看待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本质
辩证地看，改革与开放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两者之间既有共性的一面，又有各自侧重的一面。如果仅仅看到改革或者仅仅看到开放，而不顾及到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内在关联，改革开放的过程就会存在隐患。上世纪90年代末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忽视了对应的内部制度改革，因而，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下，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经济增长也一度因此而受到了拖累。虽然中国与这些东南亚国家之间国情不同，但也要从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的“栽跟头”中吸取教训。
总体上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加快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密切程度也在不断强化。具体来看，改革与开放之间的正向关系如下：
第一，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包容的关系。应当看到，改革与开放的侧重点虽然不尽相同，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重合性。在近三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实践来看，有许多“大手笔”既是改革的举措，又是开放的举措。例如，
第二，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托的关系。即使改革与开放的各自重点有所差异，但两者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对方实现目标的先决条件。众所周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际分工进入了一个更高阶段。不过，为了达到入世所规定的要求，我国在政府采购、配额许可证管理、国营贸易、贸易政策透明度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具体承诺，而要履行好这些承诺，遵守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就需要对自身现有的若干规章制度加以调整。
第三，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无论是单纯进行改革还是单纯进行开放，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一些约束与困扰，因而需要相互弥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达到全世界第二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依靠出口来拓宽市场空间，而且还需要通过扩大进口原材料与关键技术来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强化国内外市场的接轨力度，才能够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手段支持国内的各项改革。
第四，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经济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一方面通过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公有制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的经营制度日趋灵活，责、权、利之间也更进一步相互依存，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国家也积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有所作为，都必然需要在更广阔范围内寻求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许多企业不仅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技术、资本、原材料等重要资源的更高效率配置。
辩证看待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不仅要从相互统一的视角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要从相互对立的视角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现阶段，改革与开放之间相互对立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方面是改革超前与开放滞后。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目前来看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征税与退税脱节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大量存在着大量异地报关现象，许多出口产品的征税环节在产地，而出口退税负担则要由报关地承担。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对进料加工贸易采取了不征不退的做法，这样，在一般工贸易的出口退税不及时到位的情况下，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型升级也就难以落实到位。不难看出，尽管我国的税收制度日趋完善，但由于在实践中无法对出口贸易做到足征足退，对外开放的滞后就会拖改革的后腿。
另一方面是开放超前与改革滞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超过470家在中国落户。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中国经济发展所稀缺的资本、技术、市场等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补偿，但现在的情况毕竟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现阶段中国所缺少的并不是资本，大量的民间资本难以找到适当的投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通过强化法律法规约束，特别是在符合产业导向、保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对利用外资的领域加以引导，通过将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选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才能够避免仅仅为利用外资而利用外资，最终实现通过利用外资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目前看来，由于在法律法规上的不健全，利用外资的边际预期收益正在呈现出下降趋势。2012年上半年，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705家，实际使用外资591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3.1%和3%。
应当指出的是，改革与开放都是处在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改革与开放进程也不可能永远保持“齐步走”式的同步状态，有时改革的步子迈得大一些，也有时开放的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实际上，在协调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方面，国家做出了不少努力。例如，在对外开放之初，为了吸引外资，我们对外资企业给予了所得税优惠，造成了外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相对于民族企业享有明显的“超国民待遇”，客观上是一种改革为对外开放的“让路”。然而，按照
按照唯物辩证法，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就改革开放而言，“改革”是针对内因而言的，“开放”是针对外因而言的，因此我们在利用外部开放所带来的机遇上，一定要加强内部的建设，这样才能让外因真正发挥作用，共同推动我国的经济建设。
三、辩证看待改革与开放之间关系的调整
未来我国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要理顺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注重改革与开放的互动，更要强调改革与开放之间的结合，特别是要实现良性结合。
一方面，未来要理顺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强化针对开放过程所进行的改革。30余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对外开放所起到的推进作用不言而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改革措施并不是为推进对外开放而“量身定做”的，对外开放在更多情形下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被动“借力”。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未来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至关重要，而仅仅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借力”并不足以适应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需要，因而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不断强化针对对外开放过程本身进行的改革。
如何做到对开放过程进行改革必须找准着力点，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近些年来国家在逐步放宽资本项下国际收支所进行的改革。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对外开放，而对资本项下的国际收支依然管制较多。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影响也在凸显。现在看来，我国的国际收支状态良好，中国不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增加，而且人民币与日元、卢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等国家的货币实现了直接兑换，一些国家还将人民币作为本国的储备货币，人民币国家化的步伐也越迈越大，而经过2005年以来的汇改，现阶段人民币对西方主要货币汇率也在接近均衡、合理水平上趋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适度放宽资本项下国际收支管制的条件也已经越来越成熟。实际上，在尝试放宽资本项下国际收支管制方面，近期国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如进行QDII试点、温州设立金融改革试验区、允许境外中资机构将一部分利润留存境外等方面。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管理体制改革起到推进作用。虽然考虑到市场承受能力、潜在的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水平，资本项下的可兑换依然会按照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分步推进的原则进行，但未来的步子要迈得更快一些。
另一方面，未来要理顺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强调确保改革过程更加开放。发展是硬道理，而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经济体制改革。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未来不仅要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快，更要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因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也必然更加要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仅仅意味着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实现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更要有利于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最大限度获取比较利益，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水平，加快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步伐。
如何做到让改革过程更加开放也是一项重大挑战，政府采购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很能够说明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不再停留自我封闭状态，而是要强调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进一步凸显改革过程的开放性。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国内政府采购制度建设也在加快进行。不过，目前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与国际通行做法还存在距离。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主要强调两个方面的目标，一方面是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措施方面的权力与义务的多边框架，实现世界贸易的扩大合更大程度的没有自由化，改善并协调世界贸易环境；另一方面是通过政府采购中竞争的扩大，加强透明度合客观性，促进政府采购程序的经济性合高效率。不难看出，现阶段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我国还需要做许多“功课”。从资金来源上看，我国进行政府采购的资金来源应当是财政性资金，而《政府采购协议》更多要求的是凡是具有公共职能性质的采购，无论采购主体如何，也无论资金来源任何，都要纳入政府采购的范畴。除此之外，在政府采购的程序、采购方式、采购对象、最低限额等方面，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之间还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更进一步加大 “接轨”力度。固然，在政府采购方面我们坚持自主性，但也不能够忽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不仅意味着责任，而且越能够带来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即使短时间做不到与国际接轨，也要在改革国内政府采购制度过程中尽可能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拉近距离。
对开放进程加以改革是改革与开放的一种结合，让改革过程更加开放则是改革与开放的另一种结合。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两种结合的本身也需要适当结合起来。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石油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更加必须确保对国内石油供应的稳定性，但在政治、金融、军事冲突、突发事件、科技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国际油价又时常出现剧烈波动。在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针对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离不开国内外油价的接轨。现阶段的国内成品油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合理流通费用和适当利润确定，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汽、柴油价格，可使成品油价格能够更真实、更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与公平竞争，说明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充分体现出了开放性。也要看到，现阶段我国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开放性也是带有条件的，特别是根据2009年5月发改委印发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当国际油价高于每桶130美元时，按照兼顾生产者、消费者利益，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原则，采取适当财税政策保证成品油生产和供应，汽、柴油价格原则上不提或少提，这也说明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中的开放性本身也在被改革。总体上看，近些年来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日益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对开放进程加以改革与让改革过程更加开放不能够被完全割裂。
应当指出的是，要辩证看待改革与开放之间的联系，就不能够仅从直观视角来看待改革与开放之间的相互推进作用，也要更多注意到改革与开放之间看起来“八竿子打不到”而实际上又客观存在的潜在关联。
让改革过程更加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呈现出让“显性”的改革过程产生诸多“隐性”的开放效果。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爆发后，我们在加速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的过程中，也更进一步重视拓展国内市场的力度，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规模，这就需要从体制机制上拉近企业与国内消费者的距离。相比之下，近些年来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但更多重视防治经济滑坡的应急政策，如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发放消费券等政策，而在收入分配、减轻赋税压力等涉及制度方面的改革力度相对较小，因而在“扩内需”的效果上自然也很难看的可持续性。事实上，除了要分散国际市场风险之外，进一步加大国内市场拓展力度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项重大举措，要求必须体现出统筹开拓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随着国内消费水平的扩大，国内企业在不断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国内市场的拓展力度，客观上增加了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环境恶化时期的成活率，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没有订单的出口企业“留得青山在”，也能够帮助订单不多的企业获取规模经济收益。
与此同时，对开放进程加以改革也同样存在着用“隐性”的改革手段推进“显性”的开放进程。例如，适度进口原材料与引进先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扩大资源的优化配置范围，对国内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能够起到弥补自身“短板”的作用，但也需要从看似与大宗商品进口定价过程“不搭界”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入手，通过提高国内企业的准入门槛、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结构优化、鼓励国内企业兼并重组等手段，间接调控原材料进口规模，防止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相抢购，从而避免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过程中的话语权被弱化。
现在看来，国家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的某些政策看起来属于“纯改革”或者是“纯开放”性质，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纯”，“纯改革”与“纯开放”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内在关联，而只有站在对开放进行改革与让改革更加开放的高度，“纯改革”与“纯开放”之间良性互动机会才能够被充分挖掘出来。对这种有待充分挖掘的潜在关联，如果不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很可能看不出这种关系的脉络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