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实仅凭调产业结构够吗？
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一系列的严峻问题，能仅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予以化解吗？虽然，这是一个敏感而紧要的严峻课题，但似乎我们就打算通过这一剂灵丹妙药，来对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予以一一化解。
理论上的争论于事无补，我们仅关注以下问题，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首先是贪渎严重，在现实中，权钱转化效率可能是中国社会政经中转化效率最高的领域。贪渎之风越刮越盛，查处与严惩显然无济于事。前赴后继不再是对英雄辈出的赞誉，而已是贪官大潮汹涌澎湃的代词。如此阵容强大的贪渎之风，才不会管你用何方式去增长经济。只要经济建设中心依然存在，只要行政权与经济领域之间的现状结构（即权钱交易的便捷结构）不发生改变，只要调整产业结构时，我们对权钱交易所必然产生的社会畸形利益结构视而不见，贪渎之风就还得刮下去。
其次是群体事件频仍。不要望文生意地以为群体事件大都是房地产开发所造成的拆迁矛盾激化所致，因为城市化所必须的区域建设规划调整所涉及的拆迁才是问题的主要领域。况且，拆迁所涉及的不公事态，即使你调整了产业结构，它也会在凭权势逐利的社会大环境下继续层出不穷。就此，仅靠去调整产业结构无异于张冠李戴。造成群体事件中为数不少的是蛮横执法的权力傲慢，这又与产业结构调整何干呢？当然贪渎所造成的胡搞乱建也是群体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如此这般，怎么能闷头只去关注调什么结构呢？
再次是全面而深刻的社会信用危机。现在有人还在秉承信仰吗？全民共赴民族发展大计的信仰呼唤还能召唤出千军万马吗？社会人心深陷钱眼子里，人人都在找自个的万全保障，谁还会来为一个标称的全民利益与共识去真诚地祷告呢？
王无信则不立，民无信则必乱。人心叵测，仅凭调结构有用吗？毕竟人心混乱并非全都来源于产业结构增长方式上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倘若因胡吃海塞而吃出来的冠心病，可以不加医治与抢救，就能通过皈依吃斋念佛而痊愈，那么，这种不顾性命要紧的危急情状不成了误人性命的愚傻了吗？中国现在的问题很多，其中有急迫的，也有全局性的，更有长远战略上的。但现实政治学课题告诉人们，正确的策略应当是“先急、后大、再长远”。
不要以为这世上真有“一肥遮百丑”的美事，不要认为只要能重拾强劲发展之势，就能自动化解所有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身上有病就得治，不救治性命之虞，就无法从拯救生命开始，而重拾生命在未来所能绽放出的辉煌。因此，调整产业结构重要，但调整社会政经结构就显得更加紧要。
发展经济学还告诉人们，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冲突加剧与社会结构转换中所产生的系统性，有时是严峻的课题，本就是发展的必然附产品，更是高速发展所无法避免的。社会为此所需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采取针对性的调整，调节那些因发展过速而产生不公与冲突的各项结构，而绝非产业结构这一条。
就此，仅通过重启高速发展是不足以解除发展之殇的。加速拓展发展红利与着手解除发展之弊明显地缺一不可，迷惑与衷情于发展红利的思路反倒会积累发展矛盾，丧失解决系统性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最佳良机。面对荆棘丛生的严峻挑战，面对急重病患，不先止血，会成功地治病救人吗？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才能走出困厄，去迎接光明。
老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