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反思，新结构主义的影响力在拉美逐渐上升，这自然引起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广泛讨论。例如，国家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倚重刺激出口的政策是临时的偏向出口，还是中立政策？就社会平等而言，我们是把分配只看作是一个时间问题（滴漏效应），还是看作一种平行战略（经济政策促增长而社会政策重分配），还是一种融合战略（经济政策要将分配和社会平等的目标结合起来）？

　　经济学上的滴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然而，拉美的历史经验表明，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滴漏效应并没有在该地区出现，反而，防止像拉美地区那样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似乎成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警示。以贫富差距为例，拉丁美洲被认为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关于拉美国家1950-1980年期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尽管缺乏完整系统的统计资料，但是拉美经委会认为，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形势自50年代以来是呈逐步恶化的趋势。到90年代末，收入分配最不公的是巴西，基尼系数达到0.64，其次是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基尼系数接近0.6。而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情况相对较好，系数低于0.48。

　　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在研究人均财富差异（公平问题）与人均财富增长（发展问题）之间关系时，首次提出公平与发展遵循倒“U”型曲线规律。 但是，对于倒“U”型曲线存在以下质疑：第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上的低度不平等是自然出现的还是社会针对之前严重的不平等所采取的干预措施的结果？第二，其中间阶段不平等的严重化是不可避免的规律还是由于经济社会政策失误造成的教训？经济增长从来都不是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而社会发展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同时更依赖于政府清晰的发展战略（包括时机的选择）以及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政策的针对性。

　　对于那种“经济政策促增长而社会政策重分配”各司其责的平行战略，似乎有种“一手只管挣钱，一手只顾花钱”的策略。然而，现实中很难将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配合得完美。例如，拉美经委会所主张的社会政策对拉美国家的公共财政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而实际上拉美国家的财政能力十分有限。这就造成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新结构主义的社会政策在实践中无法协调。那么，一种融合的发展战略便呼之欲出。换言之，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同时就要将涉及社会平等的因素考虑进来，进而实现广泛的发展目标。这种融合的发展战略是基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互动过程中存在的若干联系。例如，人力资本和高质量就业的相互影响；面向中小企业生产资产（资本、技术、培训和土地）合理分配与经济活力的关系；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等。而实施这种融合发展战略的前提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制定一体化政策的制度。该制度应该以促进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应“显现化”为指导原则；应该让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积极参与、特别是要重视贫困者的“声音”；应该完善经济和社会权力部门的协调机制并使社会优先领域成为主流经济政策强调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