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公共交通工具上都特别安置了专供老幼病残孕的黄色座椅，给老幼病残孕让座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矩与基本的社会公德，在车内公共汽车上假如不能给老幼病残孕让座，已经成为人神共愤的行为，成为道德败坏的典型。

2012年公映的电影《搜索》的主要情节就是以让座为切入点，下面的故事也很微妙。

年轻妈妈带着幼小的女儿在首站上车，俩人各自坐了一个黄色座椅。仅过两站，售票员喊“谁给生病的人让座”，年轻妈妈起身让座。

那个“病人”是个男人，年纪轻轻，虽然说怎么看都不像是生病的，但依然坐在了原先年轻妈妈坐的那个黄色座椅上。他年轻的恋人（爱人）站在他身边；又过两站，年轻妈妈带着女儿下车，生病的男人顺理成章地让恋人坐在另一个黄色座椅上。

过了一站，售票员喊“谁给老人让座”，病人的恋人起身让座，此时车里的人已经很多了，自然有很多人站着。恋人把自己的包给病人，那个病人轻声问老人“请问您哪站下”，老人答“我只坐三站就下车”，病人问“下车时您是否能把座位还给她”，周围的人都可以听出来，其实那句话是给周围的人听的。

老人起身表示“我不坐了，现在就还给她”；最终在病人的坚持下，老人继续坐在那个位子上。老人怀着忐忑而不爽的心情坐了两站，起身准备下车，病人把恋人的包顺手放到了老人原来做的座位上，恋人顺理成章地坐了上去。

汽车启动，恋人不时用手抚摸病人的额头，以表现对病人的关切。随即便各自无语，直至终点，所有人都下车，但奇怪的是，无论怎么仔细看，别人都没有看到病人的病态。莫非是当初上车的时候，售票员把他当成病人就是误判？

想来，售票员动员乘客让座，或许并不单纯出自对老幼病残孕这些弱者的关心与爱护，而与其说是在提示其注意安全，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可以推卸责任。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都不希望自己平白无故地惹麻烦。

面对突发事件，面对不平之事，面对需要帮助的弱者，都会担心自己会由于义愤填膺而受到伤害。比如老人由于路滑而病情突发，倒地之后由于没有人救助，耽误了抢救而不治身亡，这就是发生在当代故事之中的悲剧，中国特有的钓鱼执法现象更是让这种救助弱者之后反受其害，成为新的自我保护行为规范。

对于弱者而言，不出事就是最好的，平安是最为重要的，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重要的不是进取和开创，更多的是在守城与追求稳健。

我们很难说谁的做法就是错误的，毕竟从不同的角度，每个人都有其行为合理性的成分。让座是应该的，谁都有老弱病的时候，救助伤者弱者也是必须倡导的，但似乎我们号召与相应号召让座，竟然成为表现给别人看的行为。

我们把座位让给谁？当座位作为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当面向弱势群体让座与救助成为被倡导才会去做的事情，当让座成为一种表演，或者自我感觉很自豪的事情，这个社会风气就令人堪忧了。

假如故意在交通拥堵的高峰期，用装作虚弱的方式去跟别人争抢座位资源，以自己的悠闲状态去对比别人的忙碌，以自己充沛的精力去对比别人的疲倦与怠惰，并由此得到变态的满足，这也是一种令人堪忧。

我们没有必要时时刻刻拷问自己的良知，而需要多多开拓宽容的胸襟。世间本来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之分，特定的时间节点，合理就是存在的根基。

即使在公交车上，都有人在用示弱的小计谋，通过博取别人的同情来得到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资源，谦让成为一种傻乎乎的美德。当人把这当成是美德，尚且值得欣慰，但假如有越来越多的人把这当成是冒傻气，这个社会的基础就堪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