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故居”前面思“小康”
--在湖南省经济学学会2012年年会上的讲话
▲廖进中
欢迎诸位来到“千年学府”湖南大学，参加《湖南省经济学学会2012年年会暨党的十八大报告经济学研讨会》。今天是12月26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既是毛主席的诞辰，也是我爷爷的生日，所以，我有话要说。
大会研讨的关键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对这个“词”的经济学理解是：作为“道路”讲，它就是“邓小平道路”；作为“社会形态”讲，它就是“小康社会”，再准确点说，就是“传统‘小康’＋‘对外开放’”。
先讲“传统‘小康’”。为什么取这个概念？因为“小康”之说，是中国的五千年“传统”。大家还知道，“住房”状况与居住环境，历来都是“小康”水准的最重要标志。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我曾经参加过的“红色旅游”，而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韶山冲”，当然是主席家的那几排平房。由此而进，我的脑海里还翻滚出其它“古”语：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落日余晖，雨后斜阳；炊烟袅袅，牧笛悠扬……。
可能有朋友会说，毛主席出身“富裕”，其故居没有中国旧时农村的“代表”意义。那就看看我们党的另一个“一把手”---“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胡耀邦，他的故居我也参观过，也很宽敞、也算漂亮，房前屋后也是郁郁葱葱、溪流潺潺。还有彭德怀的故居，据精确的资料介绍：“占地面积2，490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350平方米，房屋17间”。
我在想，这些保持着原貌的领袖“故居”，还有那些残存下来的乡村“村落”，它是不是隐约地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即使是贫苦农民，也并非如政治教科书说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反倒有点像当下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别墅”，或者蛮有点《十八大报告》所描绘的“小康”意味？于是我又想：那当年为什么人民要起来造反，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我百思不得其解。思来想去，最后只有从“社会不公”中去寻求解释。
实话实说，我们在探索“社会公正”的进程中，是走过大弯路、付了大成本的。以前，我们总以为，社会不公来自“私有制”，于是就“打地主，分田地”，大搞平均主义，大办人民公社，结果是生产无效率，全国“大饥荒”。试问：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公正”？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我们在反思大饥荒原因时，又把它归罪于“老天爷”，归罪于“美帝”、“苏修”、“走资派”，于是就继续战天斗地“大跃进”，“阶级斗争”天天讲。而到头来，越斗越穷，越斗越乱，经济临于崩溃，社会近于分裂，文明频于毁灭。一直折腾到1978年，我们才痛从“体制内”找原由，并终于找到了“邓小平道路”，经济恢复了“自由”,百姓解决了“温饱”，民族又开始了“复兴”，人们也才有条件去“旅游”。
再谈“对外开放”。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是一个“普世性”的概念，这只要想想“马克思”，想想《共产党宣言》，就会明白。我们还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社会里产生的，是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的，是发育得很不完善的。
正是看到了这一基本的世情与国情，我们的“改革”与“开放”总是紧密相联，是以“开放”为前提的，比如加入WTO，就是为了“以开放促改革”。也因此，这些年来，我们湖南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是以“经济开放”为强项的，我也一直在呼喊，要“让中国与世界同步”[1]，决不能因“中国特色”而拒绝开放，学习世界文明。
现在，一讲到“社会不公”，人们就会想到“贫富差距”，其实，这是极不准确的。“公平竞争”基础上的诚实劳动而产生的贫富差距，不是“社会不公”的关键。人们非但不痛恨诚实劳动，而且还知道，那是人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源泉。如果说人们痛恨“贫富差距”，也只是那些因“权力寻租”而滋生、而固化的“两极分化”。我一直在琢磨，这也许就是我们学习《资本论》的根本意义所在？因为，《资本论》所解读的，既是“庞大的商品堆积”的“最好的时代”，又是爆发革命的“最坏的时代”。
所以，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与世共进”，研究现代发达国家实现社会公正的管理体制和法律规范，借鉴它们调整“城与乡”、“劳与资”、“官与民”关系、解决“治乱循环”周期律的成功经验。事实上，我们已经从“开放”中逐步懂得，“公正之路”是民主之路，只有选票民主，才有和谐民生；“公正之路”是透明之路，只有政府透明，才能政治清明；“公正之路”是公开之路，只有财产公示，才有分配公平。
现在大家都在说，改革已经到了“攻坚期”，“深水区”。为什么要“攻坚”？因为垄断着绝大部分改革红利的“利益集团”，是阻挡“再改革”的硬骨头。为什么叫“深水区”？因为水深了，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而要用更果敢的行动去“师夷长技”，推进“顶层”设计，即上层建筑的改革。中国今后的道路，重要的不是发展的“总量”与“速度”，而是“社会公正”，而是逐步到位的“政治改革”，特别是要开启“真选举”的制度变迁。
总之，只有“传统‘小康’”与“对外开放”的结合到位了，中华民族千百年的“梦想”，才能真正实现，并持续下去。但令人焦虑的是，当年的“大跃进”思维，还在纠缠着我们。“小康”还未建成，“中国特色”却吹成“中国模式”了。“阶级斗争”理念，仍被用来制约权力。经验证明：“阶级斗争”不仅难能“限制”权力，反而会使权力愈来愈集中，愈来愈“一元化”、“一人化”，比如历代的“农民起义”，比如当年的“文革”，比如重庆的“打黑”。
以上就是我受“红色旅游”启发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思考，可笑与荒谬之处，请大家批评，特别是期待那些到国外进行过“绿色旅游”的专家们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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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话说完了！谢谢！
（2012年12月26日于湖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