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的生存状况值得引起重视。据《京华时报》报道，在全国实施“乡村一体化”管理和基本药物制度背景下，乡村医生承担的工作不断增加，村医的地位及相应的福利待遇却在下降。不少村医迫于生计，已无奈改行，仍坚持的也有很多由在诊室坐堂变成“游医”。

　　乡镇之下为自然村，村或寨是我国超过人口总量半数的农村居民生活区。有生活，就会有医疗需求。在2012年以前，乡村医生以及诊所是属于经营性的个体户还是公共卫生的基础组成，一直存在着界限判断的模糊性。笔者考察过多个乡村诊所，认为其性质属于经营性的医疗服务个体户；其医生来源多数为世袭制，也有姻亲派生和师徒相传。其收入来自于药品差价、乡镇补助、慈善捐赠和副业收入，虽不丰厚但能维持自身生活和日常开支；同时，医患关系相对稳定。

　　去年，农村医疗制度改革多项政策出台。其中，有一项叫做“基本药物制度”。

　　加入基本药物制度，意味着乡村诊所必须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并按中标价实行零差率销售，执行基本药物省级统一定价，同时不得购进非基本药物。而乡村诊所的药品采购，则全部纳入乡镇卫生院的采购计划。在笔者看来，这等于强制性地将乡村诊所纳入了公共卫生的基础组成体系；同时，也取消了乡村医生最大、最稳定的收入来源药品采购权。

　　一些省级职能部门也设计了补助金制度，包括一般诊疗费、公共卫生补助费、基药补助费以及固定补助。但今年以来部分省份的实施效果不佳，不少乡村医生近一年来的实际感受是 “全国各地的村医收入基本都是一般诊疗费和药品差价构成，这一年来，其中大部分收入都没了，也不知道怎么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纳入了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自然要承担相关职责后再享受公共财政补助。但实际上，在情况复杂的中国农村，要及时实现上对下的财政转移支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就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案例。曾有村医根据政策自行估算，其负责的村卫生室有三人，一年分到手里的补偿金额约3万余元，平均每月2500元左右。不过，实际情况是“今年第二季度共1235元公共卫生补助金额，其他补助还没发，分下来每人每月差不多只有两百元的收入”。这说明资金下拨的效率不高，直接影响了村医的基本生活。

　　类似的案例一多，不免对乡村医生的从业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借钱度日、部分诊所关门、更多医生想改行就不足为奇。笔者以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乡村医生队伍一旦流失，农民“失医”就会像孩子失学一样产生不良后果。一些研究报告也认为，乡村医生虽然存在着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医疗器械陈旧等问题，但仍是农村基层医疗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群体。

　　在社会学家看来，村医扎根在基层，最知道这个村子的安危冷暖，村子里的人需要什么照顾。还有学者强调，乡村医生不仅有半农半医的身份，还是联接农民和政府的一个纽带。如今农村青壮年多数进城打工，常住居民以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为主；他们多少都有日常医疗需求，让其跋山涉水地出村看病并不是理想选择，而乡村医生则可实现低成本和广覆盖。

　　还有统计资料不乐观地显示，全国乡村医生50岁以上的占23%，40－49岁的占24%，两者相加为47%；而20－29岁的乡村医生只有7%，能否及时补充后备队伍还存在着极大挑战。俗话说，人往高处走。这个“高”字，无非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待遇、更明朗的职业发展前景。而在市场经济概念深入人心、城乡人员流动加快、职业选择基本自主的今天，理想的收入水平已是敬业的必要条件。

　　“基本药物制度”要实现设计效果，关键在于各类公共财政补助政策落实得及时高效。否则，乡村医生就难免怀念过去的药品自主采购和议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