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在新医改市场化的宽广道路上
《中国医院院长》杂志2012年年会讨论市场化20年与公立医院改革
会议主持人 《中国医院院长》杂志首任总编辑杜乐勋的研讨会开会词如下：
在中国，市场化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市场化是一个有明确政治含义的观念。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的是，中国党和政府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造成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依据，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什么是初级阶段
共产主义社会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初级阶段，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有初级阶段？生产力标准。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就是唯物论。
前苏联和中国都是生产力落后
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要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结果事与愿违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中国首先取得胜利；结果，生产力都落后。
制度的竞争，你要人民群众跟你走，你必须给人民幸福。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人民怎么幸福？
要有高度生产力必须经过市场化
不经过市场化怎么实现高度生产力？没有高度生产力哪来的小康水平？没有小康水平哪来的人民幸福？。。。。
为什么是20年？1992-2012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标志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纲领和指导思想开始形成。
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
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从此开始了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俗称“市场化”道路。
绿皮书课题组参与医改大辩论
孙隆椿部长身体不适不能来参加本次大会
医疗卫生绿皮书课题组发表《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参与医改大辩论。
课题组首席顾问孙隆椿，
课题组负责人杜乐勋，
发展报告首席主编杜乐勋。
我们的观点如下
中国新医改是在南巡讲话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卫生大会后开始试点的。
虽然开始试点，但是试点文件始终没有公开发表。
一个刚刚开始的试点，一个试点文件尚未公开发表的试点就不成功了？
卫生部门在医改前做了许多错事，把这些错事的责任扣在“市场化”道路上来是没有道理的。
政治上是有害的。
中共十八大和邓小平南巡讲话
在南巡讲话20年后的今天，中共十八大刚刚落下帷幕。
十八大继续高举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完善科学发展观，坚持改革开放道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给那些企图回归计划经济老路的顽固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
奉告年轻的洋博士，中国新医改绝不走回归计划经济医疗卫生老路和轻车熟路。
中国公立医院前进方向是什么？
老汉建议
中国公立医院院长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十八大决议精神保持高度一致。
如何在中共十八大决议精神指导下深入开展公立医院新医改？
这就是本次年会的讨论中心。
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意见和建议
从《中国医院院长》杂志年会出题讨论‘市场化20年和公立医院改革’可见杂志社对中国市场化改革20年取拥护态度，请孙隆椿副部长演讲，请我主持，可见杂志社对新医改走市场化道路持肯定态势。使我十分欣慰。
然而，对市场化20年持否定态度，把医改失误的责任扣在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创的新世纪的舆论界年轻人大有人在，值得重视。
老汉建议，为了争取下一代青年人，大学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加强再加强。
本文执笔人以上述开幕词做本书结束语的前言，导读中国医改大辩论
请看年轻人说了些什么？
（新闻报道用斜体字）
激辩市场化：中国医改反思与出路
发稿日期:200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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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第一周，这个国家的目光开始聚焦于二十年来医疗改革的大反思。
一份报告，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搅得酷暑中的中国更加热浪逼人，而另一个方案，底稿已经成型，可靠消息称，不日即将出台。前者是7月28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突然抛出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而后者则是去年就已经形成草稿的《国务院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夹在两份报告之间的，7月29日，卫生部网站上公开的卫生部长高强的讲话。令人诧异的是，高强的报告为一个月前的一次会议上所作，却于一个月后的风口浪尖上才公诸于众。
当葛延风遭遇高强
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所做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总体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中国医疗政策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吗？
事隔一日，卫生部网站刊登的卫生部长高强的报告似乎在佐证这种判断。
在葛延风的报告中，对比了计划经济时代与改革开放后医疗体制的变革。报告归纳了计划经济时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特点：计划经济时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以及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
报告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执笔人提问：葛延风对比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他及其合作者试图证明计划经济医疗卫生体系取得成功，改革开放时期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失败是为什么目的服务的？想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的课题出资人世界卫生组织的某些人想达到什么目的？
而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在朝着“坏”的方面演变，在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
执笔人提问：葛延风对比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他及其合作者试图证明计划经济医疗卫生体系取得成功，改革开放时期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失败是为什么目的服务的？想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的课题出资人世界卫生组织的某些人想达到什么目的？
而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在朝着“坏”的方面演变，在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
报告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医改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而在7月1日由中宣部等部门组织的形势报告会上，高强专门作了《我国卫生事业面临的形势及改革发展展望》的形势报告。高强的报告指出，目前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是：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任务艰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不完善；以及医疗服务体系不适应群众的健康需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
高强并不讳言，市场化倾向导致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质的淡化：“政府举办医疗机构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收费低廉的基本医疗服务。目前公立医疗机构占有的资源占绝对主导地位，但运行机制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
“灾难性卫生支出”
1985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中国医疗改革市场化的号角就此吹响。
执笔人提醒中国青年报记者要注意，发布假消息要承担法律责任。试问，1985年的中国政府卫生部长是钱信忠吗？1985年，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卫生部长居然能够跑到邓小平前面鼓吹市场化？
20年后，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却陷入了一个怪圈：原本希望以市场化改革，带动医疗事业的发展，结果却是南辕北辙：“看病难”和医疗行业的暴利，成为医改结果的代名词，公平和效益正离这个行业越来越远。
所有人都必须承担医疗改革市场化带来的后果。
这一点，在记者采访的一个普通患者——刘洪员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50多岁的刘洪员是一个中央级国企的副处级干部，在以前的日子里过的富足安逸，在前年的时候他还在计划着购置一辆私人轿车，但是，2005年，他被检测出得了肝癌晚期，到目前花费医药费将近50万元，原来开着一个小广告公司的女儿卖了公司和房子，为他支付医疗费用，整个家庭也日渐困顿。
在城市中像他一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尽管有着较稳定的收入、有相当的积蓄、有医疗保险、有子女支持费用，但是一场大病的来临还是可以让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风雨飘摇。
学者把他这种医疗费用的支出称为灾难性卫生支出。就是指当家庭的整个卫生支出占家庭可支付能力的比重等于或超过40%，则认为家庭面临灾难性卫生支出。
在很长的时间里，学者们通常会认为灾难性卫生支出只存在于贫困家庭里，但是根据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杜乐勋介绍，目前出现了灾难性卫生支出由贫困阶层向富裕阶层转化的趋势。
与此同时，贫困阶层灾难性卫生支出反倒减少，因为过于高昂的医疗费用，他们只能放弃治疗。在高强部长的报告里他援引了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来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
当疾病成了个人命运的悲剧，那高额的医疗费用继而推进了众多家庭悲剧的形成，因为这种灾难性支出从贫困阶层向富裕阶层的转化，逐渐形成社会性悲剧。
数据表明，从1978年到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从1988年到1998年，上升为4.7%，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5年，上升为5.62%。
当疾病成了个人命运的悲剧，那高额的医疗费用继而推进了众多家庭悲剧的形成，因为这种灾难性支出从贫困阶层向富裕阶层的转化，逐渐形成社会性悲剧。
数据表明，从1978年到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从1988年到1998年，上升为4.7%，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5年，上升为5.62%。
而卫生总费用的筹资分为三种渠道：政府、社会和家庭。1982年到2002年，政府筹资占卫生总费用的38.86%下降为15.69%。家庭筹资却从21.65%上升为57.72%。
政府投入大幅度较少，个人支出大大增加。最后都表现为个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
一家媒体这样评述：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现在也煮成了“夹生饭”：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富裕阶层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不满意，低收入阶层更不满意。
一份迟迟未发布的“指导意见”
有声音指出，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市场化”头上，政府缺位才是导致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
关于根源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是，变革却必须进行，而且变化早就悄然发生，而且即将揭开谜底。
消息人士透露，早在2004年底，《国务院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指导意见》草稿已经在国务院办公室上获得通过。
2005年4月7日，卫生部紧急召集全国部分城市有关官员专题讨论即将定稿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时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强在会上重申，即将启动的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选择试点城市问题上坚持地方完全自愿原则，决不强求。
据有关权威人士透露，这份迟迟未公布的指导意见的宗旨是：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支持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发展医疗服务事业；加强医疗行业监管，维护医疗行业的公益性质；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为群众提供费用合理、安全可靠的医疗服务。
试点城市将在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分类管理、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建立社区医院以及控制医药费用方面进行改革。
据有关权威人士透露，这份迟迟未公布的指导意见的宗旨是：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支持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发展医疗服务事业；加强医疗行业监管，维护医疗行业的公益性质；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为群众提供费用合理、安全可靠的医疗服务。
试点城市将在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分类管理、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建立社区医院以及控制医药费用方面进行改革。
试点城市将对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将市区内的医疗机构，不分隶属关系、不分所有制形式、不分管理类别，全部纳入规划统一管理。
其次，试点城市对市区内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医疗机构将分为三类：政府所属医疗机构、社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机构。
对于政府所属机构享受免税政策，政府财政按承担的任务给予补助。社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同样享受国家免税政策。但其收支结余主要用于改善医疗服务条件、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社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执行政府特定的公益性任务时，政府财政给予相应的经费补偿。营利性医疗机构依法自主经营，履行纳税义务，营利性医疗机构在特定情况下执行政府指令性任务所付支出，由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偿。
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医疗机构的投资也将放宽，通过制订财政、信贷、融资、金融服务、土地使用等相关政策，鼓励社会资源发展医疗事业。
社区医院的建立也将是重要内容，试点城市应将现有政府所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部分城市二级医院改造成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医药费用控制方面：通过实行总量控制，取消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加成办法，降低药品价格、降低大型诊疗设备检查治疗费用、降低高值医用耗材费用、在降低上述收费价格的同时，合理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如适当提高挂号费、诊疗费、住院治疗费、护理费、手术费等，以弥补医疗机构因降低医药费用而减少的合理收入，并体现医疗服务的技术价值。不同医疗机构应划分收费档次，实行优质优价。
此外，方案还要求试点城市政府要加强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
此外，方案还要求试点城市政府要加强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
舆情汹涌下的医疗制度市场化改革失败的论断，或许会成为中国医疗体系变革一个新的出发点，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下一个结论。
执笔人再请读者看一篇新闻报道：中国医改20年再次站在十字路口
国人对医改的关注，和这个夏天的温度一样不断升高，先有卫生部一位司长表态“市场化非医改方向”，后有国务院研究机构称“医改基本不成功”，医改基调突然变奏，一时间成为社会舆论焦点。如何看待今日医改的突然转向？时至今日，医改已整整20年，并且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站在这一节点上回顾历史，或许我们可以看出：简单的否定和肯定，对于中国医改这一“疑难杂症”而言，只怕都过于轻率，它需要更大的耐心、智慧和勇气，去反思问题，找到良方。
2005年仲夏，关于中国医改的争议，正在愈演愈烈。“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百姓的一块心病。医改向左，还是向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说了算，双方争论不休，暗流潜涌。鲜为人知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其实由来已久，并且一直伴随着整整20年的医改进程，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时刻。
1980年代：给政策不给钱
对于医改的时间界定，一般从1985年改革算起，但如果追本溯源，启动中国医改的第一句话是：“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此话发表于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此时改革开放刚刚举步，农村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风行，而在城市，一切显得十分冷清，钱信忠这时的讲话，显得大胆而前卫。事实上，卫生部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预热”这一改革，当年3月召开的南昌会议，卫生部已经明确要对医院进行经济管理，但真正发动，却一直等到1979年。
“当时钱信忠部长、季宗权副部长是主要的推动者，”一位卫生部的老干部回忆，“他们轮番对此讲话，鼓动卫生系统‘放手干’。”标志性的事件是，卫生部等三部委当年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并且开始尝试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医院被列为“示范”。对于这一改革，钱信忠认为“对推动医药卫生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但对此持反对意见者，大有人在。几乎从一开始，这项改革就已经争论甚烈，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报》，在1979年11月16日的《情况反映》中，就汇编了7篇持“不同意见”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立意，就是从医院的根本属性出发，认为医疗卫生应该是社会公益事业，不应该强调其经济属性。”一位卫生系统的老干部回忆。
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医院管理，这时已显露出诸多弊端，改革已成大势，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中央文件出台，其中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正是在这一政策下，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而此前的则只能算是医院改革，卫生部的一位老干部说，“正式启动的医改，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基本上是复制国企改革的模式”。尽管在这一文件中也提出，中央和地方要逐步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但在实际中情况正在微妙地变化。
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一位领导告诉记者，当时的大背景是百废待兴，医疗卫生还不能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于是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给政策不给钱”。这一时期因此而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从当时的统计数据来看，医院的效率、卫生总量在持续增长，1985年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7.9%，并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初，而在农村，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批农村卫生室承包给乡村医生经营，据1988年统计，村或群众集体办的村医疗点占35.7%，个体办的村医疗点占45.8%。这一过程中，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在整个比重中开始逐步减少，以江苏省为例，省财政补助占医院工资总额比例从1985年的60.39%下降到1988年的31%。全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统计表明，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3，到1990年降为1/4。“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做积极性很高，一旦全局铺开时，弊端也出来了。”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的一位领导承认。当时开始出现一系列乱相，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成为当时议论的热门话题。“但这一时期的争论并不激烈，”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回忆，“其他部委看到医院服务不好，见到陈部长（陈敏章）时，往往发牢骚，不少人就说，这是市场化不够彻底造成的。”执笔人按语：其他部委的不少人说得好，陈部长（陈敏章）时出现的问题正是卫生部门市场化不够彻底造成的。
市场化20年与医改大辩论
杜乐勋代表《医疗卫生绿皮书》课题组在《中国医院院长》杂志2012年年会讨论市场化20年与公立医院改革研讨会的发言
医改辩论大事记
古人云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现在的医学史其实只是下医学史。现在，要开创一门现代中国上医学史。现代中国医改史。
医改辩论大事记
现在有那么一位青年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医改20年大事记》
青年人敢于创新精神可嘉，不足处乃第二位的。老汉借其体系表扬批评，希望后来者踏住老汉的肩膀攀登新高峰。
恰在此关口，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
2003年8月，SARS疫情一结束，卫生部就委派3名官员到曾经最市场化医改的宿迁市展开调查。结果是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获得了一句至今都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2003年8月，SARS疫情一结束，卫生部就委派3名官员到曾经最市场化医改的宿迁市展开调查。结果是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获得了一句至今都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不相上下，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于宿迁的医改，卫生部领导最后留下一句话——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于宿迁改革的争议，是两派观点的又一次交锋，最后以搁置告终，此后不久，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
“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医疗系统一位专家说。甚至还风传，“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
对于宿迁改革的争议，是两派观点的又一次交锋，最后以搁置告终，此后不久，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
“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医疗系统一位专家说。甚至还风传，“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
06年10月12日作者佚名 山西晚报
2004年11月20日，一位医疗投资咨询专家迫不及待地在媒体上宣告：“让医院改革来得更加猛烈些吧！”
“这太让人摩拳擦掌了，”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市场可能出现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类似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的近百家的医院改制工作。当时有统计数据说——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
这是一块多么诱人的大蛋糕，一场盛宴似乎即将来临。
“这太让人摩拳擦掌了，”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市场可能出现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类似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的近百家的医院改制工作。当时有统计数据说——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
这是一块多么诱人的大蛋糕，一场盛宴似乎即将来临。
老汉的问题
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获得了一句至今都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老汉的问题：葛志健的胆子从何而来？谁在支持他？有人说是宿迁市委书记仇和。
老汉的问题：谁支持仇和？
老汉认为此事需要向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请教。年轻人你的史料层次太低了。
老汉的问题
吹响产权改革号角的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吴明江怎么敢于吹响产权改革号角？他的胆子比葛志健大多了，是否也可以问吴明江，——“你还是不是一个医政司长？”
吴明江不久就离开医政司现在是中华医学会负责人。
老汉要问？吴明江怎么敢于吹响产权改革号角？谁在支持他？谁给他泼冷水？为什么她要泼这盆冷水？李鸾清、吴仪均在，年轻人的调查不够深入。听到了唔落吧响，可就是没有找到井在哪？
老汉进一步问：
李鸾清说了什么话，使她下决心泼冷水？
为什么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他敢下决心新医改？
她是不是政治局常委？
李岚清是不是？
1980年代：给政策不给钱 ？？？
对于医改的时间界定，一般从1985年改革算起，但如果追本溯源，启动中国医改的第一句话是：“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此话发表于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
此时改革开放刚刚举步，农村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风行，而在城市，一切显得十分冷清，钱信忠这时的讲话，显得大胆而前卫。
事实上，卫生部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预热”这一改革，当年3月召开的南昌会议，卫生部已经明确要对医院进行经济管理，但真正发动，却一直等到1979年。
1980年代：给政策不给钱？？？
“当时钱信忠部长、季宗权副部长是主要的推动者，”一位卫生部的老干部回忆，“他们轮番对此讲话，鼓动卫生系统‘放手干’。”
标志性的事件是，卫生部等三部委当年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 “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并且开始尝试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医院被列为“示范”。
对于这一改革，钱信忠认为“对推动医药卫生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但对此持反对意见者，大有人在。
标志性的事件是，卫生部等三部委当年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 “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并且开始尝试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医院被列为“示范”。
对于这一改革，钱信忠认为“对推动医药卫生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但对此持反对意见者，大有人在。
老汉说话
年轻人跑快了，钱信忠部长事小，学术权威事大。他是中国社会医学的鼻祖。带出的大师兄如杨健伯、梁浩材、顾杏元、朱敖荣、王君乐。小师弟，戴志澄、杜乐勋、陈育德、龚幼龙、尹力、刘兴柱、程晓明、罗五金不计其数。还有梁万年、刘远立也是小字辈。
钱信忠的经济管理改革是他人生的闪光点。有市场化的思想萌芽，但是，早熟的果子先烂。因为缺乏阳光雨露。但是，他做的是真市场化。
医院经济管理改革是中国卫生经济学孕育发芽生长的肥沃土壤。新医改也是，更是。
钱信忠是前苏联留学生
钱信忠是前苏联保健组织学副博士。
中国的卫生部长除了陈竺就是钱信忠他俩是海外归国留学生。现任副部长尹力也是前苏联副博士。
什么叫做保健组织学。钱信忠写了保健组织学。医院是最大最多的保健组织。 1955年，钱信忠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军衔；
1927年，中共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钱信忠参加工人纠察队。 193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老汉说话
钱信忠的经济管理改革面临两条战线的反对。一个是后来鼓吹不给钱给政策的财政部文行局；一个就是卫生部医政局。拥护者有卫生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支俊波、健康报社长丁有和、计财局局长司更生、何鸿明。当然还有钱的继任者崔月犁，钱的搭档季宗权。季宗权原来是四野大秀才英年早逝可惜可惜。
1980年9月，钱信忠部长举行卫生系统计财处长医政处长医院经济管理座谈会。老汉应约出席座谈会，钱信忠老部长同意老汉做了三个小时的发言《卫生经济学若干问题》，他在总结时提出，需要把医院经济管理提高到卫生经济学的高度进行研究。
老汉讲话
财政部不同意结余发奖，理由就是医疗服务是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不能发奖。老汉驳斥他说，马克思认为医疗服务具有生产性，医务劳动创造价值，理应发奖。
医政局也不是反对市场化，她们担心经济管理影响医疗质量，增加病人负担。
所以，医院经济管理改革规定医院经济指标绝对不许下科室。
财政部为什么不能给钱给政策？
财政部不能给钱给政策是1987年以后的事情。财政部也不敢大张旗鼓鼓吹不能给钱给政策的政策。当时，政府经济困难，财政部长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于是提出凡是有收入来源的单位都要逐步走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医院是有收入的单位，当然可以不能给钱给政策了。
卫生部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财政部这个政策。老汉参加卫生部厅局长会议，会议发言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财政部这个政策。反对财政部把医院《推向市场》。财政部这个小九九和邓小平南巡讲话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俩回事。财政部的苦衷就是，她们当时仍然是国家财政，而非公共财政。既背着行政事业的大包袱，又背着国营企业单位的大包袱。现在的中国财政今非昔比。现在的财政只对公共物品承担补偿责任。所以温家宝总理财大气粗。所以，李克强副总理强调医疗制度是公共物品，是政府责任。
卫生部也有个别人拥护财政部的政策
尽管在这一文件中也提出，中央和地方要逐步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但在实际中情况正在微妙地变化。 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一位领导告诉本报记者，当时的大背景是百废待兴，医疗卫生还不能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于是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给政策不给钱”。
这一时期因此而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
这一时期因此而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
我知道这个不具名的政策法规司官员是谁。
哈医大校友迟宝兰是医政司司长，于宗和才不过是医政司城市处处长。
“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做积极性很高，一旦全局铺开时，弊端也出来了。”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的一位领导承认。
“但这一时期的争论并不激烈，”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回忆，“其他部委看到医院服务不好，见到陈部长(陈敏章)时，往往发牢骚，不少人就说，这是市场化不够彻底造成的。”
“但这一时期的争论并不激烈，”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回忆，“其他部委看到医院服务不好，见到陈部长(陈敏章)时，往往发牢骚，不少人就说，这是市场化不够彻底造成的。”
我老汉赞成这些不少人的意见。执笔人再说一遍，于宗和当时不过是医政司城市处处长。
老汉的数据可以证明
老汉的数据可以证明不能给钱给政策的政策发生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登峰造极，而不在80年代初。
我认为卫生部政策法规司不具名官员提出的《前门堵死，后门不开，我们只好多开窗户透透气》这个《透气对策》是可悲的。是为自己的错误推卸责任。
而协和改革典型的倡导者陈敏章鼓吹的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是伪市场化改革。要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光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说，陈敏章是好人，言外之意： 好人办坏事。好人没有好报。好人不是好部长。
请看下表：
政府卫生支出的衡量与评价
老汉提俩问题：
是谁下令制止医院推行各种形式承包责任制？
是谁改头换面用了《管理责任制》？换汤不换药？
为什么一包就灵？为什么不搞承包，院长不好当，局长也不好当？
1952-2003年中国政府卫生支出的衡量与评价
年份 政府卫生支出 占GDP％ 占THE% 占FE%
1952 3.86 0.57 28.66 0.68
1953 5.37 0.65 28.21 0.93
1958 5.92 0.45 20.65 0.91
1963 10.83 0.88 28.53 1.59
1968 11.96 0.69 29.20 1.54
1973 21.92 0.81 31.37 2.49
1978 35.44 0.97 32.16 3.16
1979 40.64 1.00 32.21 3.17
1980 51.91 1.14 36.24 4.22
1981 59.67 1.22 37.27 5.24
1982 68.99 1.30 38.86 5.61
1983 77.63 1.30 37.43 5.51
1984 89.46 1.24 36.96 5.26
1985 107.65 1.19 38.58 5.37
1986 122.23 1.19 38.69 5.54
1987 127.28 1.06 33.53 5.63
1988 145.39 0.97 29.79 5.84
1989 167.83 0.99 27.27 5.94
1990 187.28 1.00 25.05 6.07
1991 204.05 0.94 22.84 6.03
1992 228.61 0.85 20.84 6.11
1993 272.06 0.77 19.75 5.86
1994 342.28 0.71 19.43 5.91
1995 387.34 0.64 17.97 5.68
1996 461.61 0.65 17.04 5.82
1997 523.56 0.66 16.38 5.67
1998 590.06 0.70 16.04 5.46
1999 640.96 0.71 15.84 4.86
2000 709.52 0.72 15.47 4.47
2001 800.61 0.73 15.93 4.24
2002 908.51 0.75 15.69 4.12
2003 1116.91 0.82 16.96 4.53
GDP=国内生产总值 THE=卫生总费用 FE=财政支出
对上述数据的描述
o第一，政府卫生投入是当年值；
o第二，政府卫生投入占国内生产组织的比重反映政府对卫生承担的责任。80年代钱季医院经济管理改革期间达到1%，90年代陈蔡医院承包经营期间下滑，1998年下滑到0.70.
o第三，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反映政府财政对全社会卫生资源消耗的负担程度。80年代初政府负担程度逐步提高，几乎接近40%，而在90年代却逐步降低，到本世纪初甚至降低到只有15%，说明人民群众特别是病人的负担明显提高。这就是卫生部门医院依靠逐级承包的政策增加病人的疾病经济负担获取经济利益的结果。
o第四，政府卫生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的%反映政府财政对卫生医疗投入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反映财政什么时候开始勇挑卫生医疗重担，什么时候开始推卸责任不能给钱给政策了。财政部在抗美援朝的50年代不到1%的支持力度，逐步上升到经济困难的60年代1%的支持力度，动乱年代2%的支持力度，到钱季医院经济管理的80年代，财政支持力度居然上升到5%，到90年代初高达6%，从医院经济承包年代财政不能给你更多的钱给你一个逐级承包的政策，打开窗户透透气的90年代逐步下滑到本世纪初4%的水平。财政和卫生的这个损人利己的《政策》受到江总书记的严厉批评而改头换面。从地面上消失，进入地下暗箱操作。这就是新医改启动前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状况。
专家话承包
老汉这个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对这个政策是发表了不同意见的，在90年代一次专家委员会汇报会上，杜乐勋当着卫生部许多厅局长司长处长的面批评了陈敏章推行的逐级承包政策。在预备会议上，我对承包政策发起猛烈地炮击，委员们大多赞同我的意见，劝我语言和谐一些，给老部长留面子。我的发言比较和谐，简单一句话，经济承包不适合卫生部门实际，不符合医院经济性质、不具备必要是经济条件。本来是内部会议，结果被健康报记者蒋树琪捅出去了。题目就叫《专家话承包》。报道了杜乐勋陈敏章蔡仁华三个人的发言。
鄙人位低言轻，江总书记位高言重。他看了上海内部大参考刊登上海一位院长批评医院经济承包的文章，立即批转卫生部勒令停止推行各种形式承包责任制。
江总书记的批示说明，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本就不支持陈敏章推行的医院承包责任制。
1990年代：大争论
1992年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
医改在这一背景下再次提上日程。“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此时风行各个行业，卫生系统也加入了这个队伍。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
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在卫生部内部，政策法规司和医政司成为两种意见的代表部门，按照程序，政策法规司负责起草文件，“那是部长的秘书班子，负责的是宏观思路，而医政司主要抓医院管理，负责的是实务。”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
于宗河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他认为经济领域的做法不能简单移植到卫生服务上，“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导致什么环节赚钱资源就往哪里投，谁钱越多谁就能享受越好的医疗服务，而无法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
这种争论已经不局限于内部了，他的观点后来发表在1993年12月21日的新华社内参中，呈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案头。执笔人说话，于宗河这段话没有根据，不符合实际情况。可以查新华社内参，据我了解呈上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案头的内参是上海某医院院长的稿件，他反对的不是医院市场化，而是陈敏章推行的医院承包责任制，江泽民批转卫生部要求卫生部停止执行医院承包责任制，卫生部派出好几支由副部长带队的工作组落实江总书记批示。并且从此不再提医院承包责任制。
医改在这一背景下再次提上日程。“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此时风行各个行业，卫生系统也加入了这个队伍。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
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在卫生部内部，政策法规司和医政司成为两种意见的代表部门，按照程序，政策法规司负责起草文件，“那是部长的秘书班子，负责的是宏观思路，而医政司主要抓医院管理，负责的是实务。”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
于宗河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他认为经济领域的做法不能简单移植到卫生服务上，“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导致什么环节赚钱资源就往哪里投，谁钱越多谁就能享受越好的医疗服务，而无法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
这种争论已经不局限于内部了，他的观点后来发表在1993年12月21日的新华社内参中，呈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案头。执笔人说话，于宗河这段话没有根据，不符合实际情况。可以查新华社内参，据我了解呈上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案头的内参是上海某医院院长的稿件，他反对的不是医院市场化，而是陈敏章推行的医院承包责任制，江泽民批转卫生部要求卫生部停止执行医院承包责任制，卫生部派出好几支由副部长带队的工作组落实江总书记批示。并且从此不再提医院承包责任制。
老汉说说不同意见。
迟宝兰是医政司司长，于宗和是医政司城市处处长。
蔡仁华是政策法规司司长。陈敏章的大笔杆。
《吃饭靠自己，建设靠国家》是另外一个意思。是指把医院正常经费拨款改为各种形式的专项拨款。现在的公立医院不就是吃饭（业务收入)靠医保（政府需方投入）项目靠财政吗？
如果公立医院接受财政集中核算，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公益性达标，财政同意核拨绩效工资。
政府主导力度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也要充分利用。好得很么。老汉说过，医改失误不是引进市场机制而是政府主导力度差，政府投入不到位、监管不到位，职能转变不到位。
椐我了解，当时的争论无处不在不仅仅在医政司，而且主要不在医政司。
争论的集中爆发，是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这番表态随即被认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执笔人意见，原来在医政司里也有两派，而且这一派居然敢反对分管医政的副部长殷大奎，看来是来头不小。受到比殷大奎还要大的官的支持，这个官谁呢？
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是，这次卫生会议的争论甚至传到国外，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闻讯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执笔人说话，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闻讯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这个事实说明，萧庆伦也给陈敏章的医院承包责任制提不同意见。
此时究竟医疗界出现了什么状况，导致这么大的争论？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看出一些端倪。
《医药产业资讯》杂志社副社长张浩臣，当时在河南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那个乱啊，办民营医院就像办乡镇企业，公立医院就到处合作办专科，医生专家就到处走穴。”
1993年投身于医疗器械生意的李益，适逢药品流通渠道市场化，“这医药一放开，不知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 李益按“行规”，给医生和医院提成，转眼间暴富，积下数千万元身家。
医学专家丁会文当时任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业务院长，那时政府的财政补贴已徽家皆鹤苁杖氲?0％左右，像他所在三甲医院情况还比较稳定，但不少中小医院就面临着工资都发不出的窘境。
医院分级管理，正是为了抵消一些负作用，在医政司的力推之下开始实行，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告诉于宗河：“这是一个好办法，卫生部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通过评审反映出来，医院还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有序的合作与竞争。”
但分级管理只是技术性的手段而已，如何解决“路线”之争？整个1990年代，市场化的声音，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是，这次卫生会议的争论甚至传到国外，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闻讯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执笔人说话，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闻讯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这个事实说明，萧庆伦也给陈敏章的医院承包责任制提不同意见。
此时究竟医疗界出现了什么状况，导致这么大的争论？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看出一些端倪。
《医药产业资讯》杂志社副社长张浩臣，当时在河南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那个乱啊，办民营医院就像办乡镇企业，公立医院就到处合作办专科，医生专家就到处走穴。”
1993年投身于医疗器械生意的李益，适逢药品流通渠道市场化，“这医药一放开，不知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 李益按“行规”，给医生和医院提成，转眼间暴富，积下数千万元身家。
医学专家丁会文当时任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业务院长，那时政府的财政补贴已徽家皆鹤苁杖氲?0％左右，像他所在三甲医院情况还比较稳定，但不少中小医院就面临着工资都发不出的窘境。
医院分级管理，正是为了抵消一些负作用，在医政司的力推之下开始实行，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告诉于宗河：“这是一个好办法，卫生部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通过评审反映出来，医院还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有序的合作与竞争。”
但分级管理只是技术性的手段而已，如何解决“路线”之争？整个1990年代，市场化的声音，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执笔人说话：医院分级管理是一个好主意，可惜使用这个主意的于宗河官太小，左右不了形势。按照区域卫生规划，一个地级城市设一家三级医院，执行结果一个地级市比如牡丹江市就批了7家三级医院。结果造成我国医疗机构《倒三角》。不客气的说，这是看病难住院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中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中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2000年：医政司长吴明江吹响公立医院产权改革的号角
2000年：产权改革的号角
2000年的第一个黎明，很多人是在守望中度过的，中国大地到处洋溢着对新世纪的憧憬。
也就在这一年，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
这一举动的源头来自于当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
这个意见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让宿迁“激动不已”，这也使得酝酿于1999年的宿迁医改名正言顺。
五年下来，除两家公立医院，宿迁其他133家公立医院均被拍卖，宿迁政府自我评介“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
事实上，早在1999年，辽宁海城已经拍卖了18所乡镇卫生院和3所市直医院，浙江萧山也出售了全部乡镇卫生院，山东的临沂、四川的通江、射洪也开始拍卖卫生院。
而这一切主要是财政投入出现不足。政府卫生投入的绝对数逐年增加，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从1978 年32.2％下降到2002年的15.2％，24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分析：“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地方财力不愿投入的情况，已经在不断地加剧中国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地方财政卸包袱的冲动，是医改市场化方向的重要动力之一，”一位研究人士认为，“即使单纯从利益格局来分析，地方政府、医院管理者、投资商，都是其中的受益方，而卫生部门利益无疑受损，很简单，医院都卖了，管辖范围无疑大为缩小。”
2000年：产权改革的号角
2000年的第一个黎明，很多人是在守望中度过的，中国大地到处洋溢着对新世纪的憧憬。
也就在这一年，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
这一举动的源头来自于当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
这个意见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让宿迁“激动不已”，这也使得酝酿于1999年的宿迁医改名正言顺。
五年下来，除两家公立医院，宿迁其他133家公立医院均被拍卖，宿迁政府自我评介“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
事实上，早在1999年，辽宁海城已经拍卖了18所乡镇卫生院和3所市直医院，浙江萧山也出售了全部乡镇卫生院，山东的临沂、四川的通江、射洪也开始拍卖卫生院。
而这一切主要是财政投入出现不足。政府卫生投入的绝对数逐年增加，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从1978 年32.2％下降到2002年的15.2％，24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分析：“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地方财力不愿投入的情况，已经在不断地加剧中国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地方财政卸包袱的冲动，是医改市场化方向的重要动力之一，”一位研究人士认为，“即使单纯从利益格局来分析，地方政府、医院管理者、投资商，都是其中的受益方，而卫生部门利益无疑受损，很简单，医院都卖了，管辖范围无疑大为缩小。”
公立医院产权改革吹鼓手
打破公立医院垄断是谁提出来的？
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年轻人搞错了，吴明江是医政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不是全国政协，是国务院研究室，经办人就是现任卫生部副部长尹力）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
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
是谁让他吹号的？吴仪还是李鸾清？
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
是谁让他吹号的？吴仪还是李鸾清？
产权改革的小岗村
农改的小岗村在安徽凤阳。
中国医改的小岗村在江苏宿迁。
老汉为在李源潮仇和葛志健主持下进行的宿迁医改叫好，好得很。
有人批评葛志健——“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可他是一个遵循省委市委指示办实事的优秀共产党员。我佩服。
可他是一个遵循省委市委指示办实事的优秀共产党员。我佩服。
我也斗胆模拟温家宝口气
批评**不支持市场化医改的卫生部长——“你是我国务院卫生部长还是公立医院总院长？”
你的屁股坐在那里？
你的屁股坐在那里？
医改小岗村不一定是试点村
试点单位不见得出经验出成果
试点单位不见得出经验出成果
医改模式有
江苏宿迁模式 江苏无锡模式
北京同仁模式 燕山中石化模式
中石油大庆模式 上海国资申康模式
上海瑞金医院模式 上海华山医院模式
浙江省政府模式 浙江温州模式
河南新乡模式 北京建工健宫模式
公立医院管办分开小岗村不一定是试点村
试点单位不见得出经验出成果
试点单位不见得出经验出成果
公立医院管办分开小岗村
管办分开就是非卫生部局办的公立医院
国务院办公厅有数十家公立医院如北京航空医院等，早就实现管办分开；
解放军数以千计的解放军公立医院卫生部既不管也不办；
民政部数以千计的民康公立医院卫生部不办；
国资委中石油资本输出公立医院也输出你办你管吗？中石化、中海油的医院呢？
农垦局系统不老少医院有数吗？
老汉发现中国卫生部的统计数据大遗漏
解放军系统，民政部系统，公安局系统，国务院和省市政府办公厅系统，国资委系统，农垦局系统都有许多卫生部不管不办的公立医院。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是不是应该请教一下卫生发展中心于得志问问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小组。
老汉的角色
国家科委软科学项目中国医院产权制度改革研究》首席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医疗卫生绿皮书课题组首届负责人
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中国培训大典”1978-2008中国企业教育培训百强培训专家
我十分想念好友吴明江
恰在此关口，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
2003年8月，SARS疫情一结束，卫生部就委派3名官员到曾经最市场化医改的宿迁市展开调查。结果是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获得了一句至今都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不相上下，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于宿迁的医改，卫生部领导最后留下一句话——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于宿迁改革的争议，是两派观点的又一次交锋，最后以搁置告终，此后不久，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吴明江，在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
“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医疗系统一位专家说。甚至还风传，“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
2004年11月20日，一位医疗投资咨询专家迫不及待地在媒体上宣告：“让医院改革来得更加猛烈些吧！”
“这太让人摩拳擦掌了，”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市场可能出现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类似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的近百家的医院改制工作。当时有统计数据说——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
这是一块多么诱人的大蛋糕，一场盛宴似乎即将来临。
2003年8月，SARS疫情一结束，卫生部就委派3名官员到曾经最市场化医改的宿迁市展开调查。结果是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获得了一句至今都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不相上下，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于宿迁的医改，卫生部领导最后留下一句话——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于宿迁改革的争议，是两派观点的又一次交锋，最后以搁置告终，此后不久，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吴明江，在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
“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医疗系统一位专家说。甚至还风传，“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
2004年11月20日，一位医疗投资咨询专家迫不及待地在媒体上宣告：“让医院改革来得更加猛烈些吧！”
“这太让人摩拳擦掌了，”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市场可能出现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类似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的近百家的医院改制工作。当时有统计数据说——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
这是一块多么诱人的大蛋糕，一场盛宴似乎即将来临。
执笔人请读者看看一部分媒体眼中的医改
人民日报：医改千万不能迷失方向
我国的医疗体制与西方完全不同，“看病难”的主要根源是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等，无论是产权制度改革，还是引进民间资本，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让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使“患者有其医”，这个方向不能迷失，这个目标不能偏离。
南方都市报：医改“去市场论”存偏差，医疗福利应更公平分配
医疗福利制度改革是引起人们对医疗改革普遍不满的最重要原因，而它显然与“市场化”无关。
目前的医疗体制改革如存在问题的话，首先是政府的医疗福利投入过低，或者更重要的是，这笔投入分配不公；其次是公立医院里呈现商业化倾向。
中国经济时报：医改怨声载道，别拿市场当替罪羊
“市场化”或许并不适合中国的医疗改革，但据此将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市场”，却有失公允。
医改的前提，是要分清楚，哪些事该政府做，哪些事该交给市场。“市场化”不是改革方向，并不意味着“市场”是一切过错的替罪羊。
南方日报：落实生命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这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如何能从制度和法律上切实落实到每个具体的公民，不再又是一纸空文。
我国的医疗体制与西方完全不同，“看病难”的主要根源是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等，无论是产权制度改革，还是引进民间资本，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让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使“患者有其医”，这个方向不能迷失，这个目标不能偏离。
南方都市报：医改“去市场论”存偏差，医疗福利应更公平分配
医疗福利制度改革是引起人们对医疗改革普遍不满的最重要原因，而它显然与“市场化”无关。
目前的医疗体制改革如存在问题的话，首先是政府的医疗福利投入过低，或者更重要的是，这笔投入分配不公；其次是公立医院里呈现商业化倾向。
中国经济时报：医改怨声载道，别拿市场当替罪羊
“市场化”或许并不适合中国的医疗改革，但据此将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市场”，却有失公允。
医改的前提，是要分清楚，哪些事该政府做，哪些事该交给市场。“市场化”不是改革方向，并不意味着“市场”是一切过错的替罪羊。
南方日报：落实生命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这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如何能从制度和法律上切实落实到每个具体的公民，不再又是一纸空文。
摘要
无论是产权制度改革，还是引进民间资本，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让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使“患者有其医”，这个方向不能迷失，这个目标不能偏离。
医疗福利制度改革是引起人们对医疗改革普遍不满的最重要原因，而它显然与“市场化”无关。“市场化”不是改革方向，并不意味着“市场”是一切过错的替罪羊。
老汉补充：大家看世界卫生组织的某些人动机何在？想达到什么目的？
中国医疗福利制度包括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发生的摩擦被世界卫生组织揪住不放，对我国发起猛烈炮击。她们做了世界各国卫生筹资公平性的排序，把我国排在倒数第三位。我作为中国卫生总费用课题组负责人之一请教当时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上海医科大学陈洁教授，你们在什么时候通过谁在中国什么地方做了筹资公平性调查？陈洁请来世界卫生组织的测算专家，专家承认，她们没有到中国做调查，数据是利用其他参数，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推算的。真是岂有此理。
回击西方对我国人权现状的恶毒攻击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并不满足，她们居然出资立项请出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青年人拿了我们总费用课题组测算的数据不做深入细致的政策分析和历史考证就来攻击我国政府医改政策不成功，鼓吹回归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根银针，两包草药的合作医疗。什么目的？
今天我国新医改医疗筹资接近全民覆盖的事实，有力地回击西方某些人对我国人权现状的恶毒攻击。中国医院院长要旗帜鲜明予以驳斥。
这个媒体为替罪羊说话
医疗市场化的路子没有错，错就错在政府投入、监管不到位
《2006年医疗卫生绿皮书》：医疗市场化的路子没有错，错就错在政府投入、监管不到位
杜乐勋按语：写的好！痛快！一位来自医院的人大代表说："医院是代人受过"，我代表院长说，为了人民的利益，代人受过毫无怨言。
来源：新闻部18点新闻 2006-05-23 21:06:00
记者钟慧报道：
"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课题组发表《2006年医疗卫生绿皮书》：医疗市场化的路子没有错，错就错在政府投入、监管不到位。
没有正确有效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去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句"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可谓在全国舆论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该报告直指，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课题组推出了2006年《医疗卫生绿皮书》。
"绿皮书"对于医改不成功的原因有着不同的看法。该书认为，把医改出现的问题归之于市场化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我国医改中出现的问题更多的不是因为引入了市场机制，而是没有正确有效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政府主导有三个"不到位"
该书第一主编杜乐勋认为，政府主导有三个"不到位"，其中，最为要命的是投入不到位。现在政府对医疗的投入严重不足。卫生部门经费不够怎么办呢？就靠卫生部门自己赚。卫生部门的钱从何处来？就是"不能给钱给政策"，从病人那里收来的。
新医改最大的成功就是加大政府需方投入。
"医院是代人受过"
杜乐勋这样描述"不能给钱给政策"的执行过程：财政部门说，卫生部门不就是缺200亿元吗？我给你政策，你多收200亿元不就够用了吗？卫生部门不服，我要得到200亿元的纯收入，就必须多收1000亿元。正是有关部门"给政策"，卫生部门多收了1430亿元。结果是，既增加了医药产业的销售额，增加了医疗器械产业的销售额，财政部门200亿元又不用给了，皆大欢喜。
原来如此。无怪乎在全国两会上，一位来自医院的人大代表说："医院是代人受过"。看来，那个"人"就是政府卫生部陈敏章了。
新医改切不可放弃市场化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
邓聿文
绿皮书总报告执笔人按语：总报告执笔人十分赞赏邓聿文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上发表的文章，郑重地推荐给阅读医疗卫生绿皮书的读者。希望从事新医改的好汉们能够耐心的读一下。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多家报刊专栏作者和特约作者，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绿皮书总报告执笔人按语：总报告执笔人十分赞赏邓聿文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上发表的文章，郑重地推荐给阅读医疗卫生绿皮书的读者。希望从事新医改的好汉们能够耐心的读一下。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多家报刊专栏作者和特约作者，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新的医改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制度，使人人享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我认为，要实现该目标，必须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即：医疗市场既要有政府主导，也要有充分的市场机制，两者缺一不可。否则，美好的目标就会落空。
对于政府主导，可能多数人没有异议，新的医改方案中也明确了这一点。问题在于要不要市场化。目前群众看不起病，舆论普遍将之归咎于医疗过度市场化。重提医疗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可能有些不合时宜，许多人会反对。
从付费的角度看，当前医疗卫生领域的确存在过度“市场化”现象。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股份制医院，或者私营医院，几乎没有不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的。在这种“ 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下，个人收入与医院的创收机制挂钩，科室搞承包，医生按处方、检查费提成。医院将治病救人置于赢利创收之下，造成很多浪费甚至悲剧。
但切不要以为这就是市场化，在我看来，与其说这就是市场化，不如说是 “垄断下的伪市场化”更合适，离真正的市场化还差得远。(执笔人十分赞同)
所谓“垄断下的伪市场化”，指的是改革在维护体制垄断的情况下，单纯给予与扩大行业的经营自主权。过去的医改就是这样，在原有医疗部门垄断地位不变的情况下，给予它们以经营自主权。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它们的投入不足，想撂担子。因此，当医疗卫生服务满足不了民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时，政府既没有及时地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医疗卫生事业，也没有增加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补贴，而是鼓励医院自己创收，并出台以药养医的政策。医院则为了激发医务人员的创收积极性，也是只问效果，不计方式，于是各种承包制、计件工资等在医院的内部管理中大行其道。（执笔人说，这就是“不能给钱给政策）
鉴于医疗服务市场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消费者也即患者没有能力对医生和医院提供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作充分的评估，市场机制也没办法来评估医疗机构的业绩。所以，这样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借着“市场化的名义”败坏市场化的名声。（执笔人：把市场失灵误解为市场化）
其实，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大规模实质性启动。过去的医改充其量只是引入了一些竞争机制，并没有实行过真正的市场化。市场化的基本特征，如民营化、自愿合约、公平竞争加适度的监管，在医疗卫生行业几乎都找不到。虽然也有民营医院，可根本与公立医院不在同一层次，没法进行真正的平等竞争，医疗市场基本上还是由行政控制和行政垄断一统天下。（执笔人，非但市场失灵，政府职能也失灵，两个失灵）
要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真正的市场化，（执笔人：就是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就需要政府打破部门垄断，扩大行业准入，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包括外资参与医疗改革，扩大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让人们有多样化的选择。
具体来说，对于面向农村的县医院、乡镇卫生院以及城市的社区卫生机构等所谓低端医疗市场，主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降低行医门槛和服务价格。所谓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于此。除此之外的医疗市场，特别是面向中高收入阶层和富裕人群的高端市场，应放开医疗服务的价格和准入，允许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同时调整对医院的税收政策。这样细分医疗市场，能够使不同群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最大程度地都得到满足。卫生部门则实行管办分离，专司监管和服务，保持市场的公平竞争，维护医疗机构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执笔人：其政策建议需要完善，不敢完全苟同）
一句话，不要怕提医疗的市场化，中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证明，真正的市场化是有益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的。(执笔人：不错)
（执笔人：邓聿文联系中国医改实际，通俗易懂地讲解了福利经济学基本概念。这个概念我也能够讲好，举的例证会更生动具体。可惜我是老卫生了，他是旁观者，没有利益驱动和椅子拖累，没有灯下黑。华尔街日报刊发此文，也反映其赞赏态度）
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我认为，要实现该目标，必须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即：医疗市场既要有政府主导，也要有充分的市场机制，两者缺一不可。否则，美好的目标就会落空。
对于政府主导，可能多数人没有异议，新的医改方案中也明确了这一点。问题在于要不要市场化。目前群众看不起病，舆论普遍将之归咎于医疗过度市场化。重提医疗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可能有些不合时宜，许多人会反对。
从付费的角度看，当前医疗卫生领域的确存在过度“市场化”现象。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股份制医院，或者私营医院，几乎没有不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的。在这种“ 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下，个人收入与医院的创收机制挂钩，科室搞承包，医生按处方、检查费提成。医院将治病救人置于赢利创收之下，造成很多浪费甚至悲剧。
但切不要以为这就是市场化，在我看来，与其说这就是市场化，不如说是 “垄断下的伪市场化”更合适，离真正的市场化还差得远。(执笔人十分赞同)
所谓“垄断下的伪市场化”，指的是改革在维护体制垄断的情况下，单纯给予与扩大行业的经营自主权。过去的医改就是这样，在原有医疗部门垄断地位不变的情况下，给予它们以经营自主权。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它们的投入不足，想撂担子。因此，当医疗卫生服务满足不了民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时，政府既没有及时地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医疗卫生事业，也没有增加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补贴，而是鼓励医院自己创收，并出台以药养医的政策。医院则为了激发医务人员的创收积极性，也是只问效果，不计方式，于是各种承包制、计件工资等在医院的内部管理中大行其道。（执笔人说，这就是“不能给钱给政策）
鉴于医疗服务市场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消费者也即患者没有能力对医生和医院提供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作充分的评估，市场机制也没办法来评估医疗机构的业绩。所以，这样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借着“市场化的名义”败坏市场化的名声。（执笔人：把市场失灵误解为市场化）
其实，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大规模实质性启动。过去的医改充其量只是引入了一些竞争机制，并没有实行过真正的市场化。市场化的基本特征，如民营化、自愿合约、公平竞争加适度的监管，在医疗卫生行业几乎都找不到。虽然也有民营医院，可根本与公立医院不在同一层次，没法进行真正的平等竞争，医疗市场基本上还是由行政控制和行政垄断一统天下。（执笔人，非但市场失灵，政府职能也失灵，两个失灵）
要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真正的市场化，（执笔人：就是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就需要政府打破部门垄断，扩大行业准入，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包括外资参与医疗改革，扩大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让人们有多样化的选择。
具体来说，对于面向农村的县医院、乡镇卫生院以及城市的社区卫生机构等所谓低端医疗市场，主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降低行医门槛和服务价格。所谓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于此。除此之外的医疗市场，特别是面向中高收入阶层和富裕人群的高端市场，应放开医疗服务的价格和准入，允许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同时调整对医院的税收政策。这样细分医疗市场，能够使不同群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最大程度地都得到满足。卫生部门则实行管办分离，专司监管和服务，保持市场的公平竞争，维护医疗机构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执笔人：其政策建议需要完善，不敢完全苟同）
一句话，不要怕提医疗的市场化，中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证明，真正的市场化是有益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的。(执笔人：不错)
（执笔人：邓聿文联系中国医改实际，通俗易懂地讲解了福利经济学基本概念。这个概念我也能够讲好，举的例证会更生动具体。可惜我是老卫生了，他是旁观者，没有利益驱动和椅子拖累，没有灯下黑。华尔街日报刊发此文，也反映其赞赏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