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今年4月份高达53.3%以后便一路下滑，不仅连跌5个月，而且在三季度还跌破了50%的枯荣线。虽然在11月份PMI指数上升到50.06%，呈最近3个月稳步小幅回升趋势，然而其购进价格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以及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却依然明显下降，这导致市场信心还不够稳定，经济回升的力量偏弱。
抛开PMI指数，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已经开始启动第四次产业转移，中国制造业成为了其中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一是低端制造业流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原有的产业链条被打断；二是智能时代某些可用机器的制造业回流到美国。这意味着，中国正面临着既失去低端制造业又失去高端制造业的双重危险，压力之大不言之明。
在传统制造业纷纷出现瓶颈、又面临失去高低端制造业的“内忧外患”时刻，中国制造业该怎么办？
制造业逃离中国
耐克、阿迪达斯相继关闭在中国的自有生产工厂，并“外迁”至越南、缅甸，星巴克、佳顿、福特汽车将产能“回巢”美国本土，这样类似的制造业“逃离”中国的消息在2012年不绝于耳。
这预示着中国凭借外贸加工的日子正在远去，也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来临了。前三次产业转移分别是：第一次在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等地区转移；第二次在60-7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第三次在80年代，欧美日和亚洲“四小龙”把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向中国内地转移，这一次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但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启动，中国制造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据Wind统计数据，以制造业为主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2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近15%，中国制造业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空心化”困局：一是低端制造企业为寻求生存空间被迫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导致本土的就业机会减少和制造业发展速度放慢；二是制造业产业自身缺乏核心技术，形成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其后果是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技术上受制于人，导致盈利空间难以提升，产业升级也困难重重。
并且，第四次产业转移有两点显著不同：一是转移的动力不同，前三次是企业要追逐利润最大化，需要利用地区的廉价资源抢占市场，是一种主动的战略转移，而这次主要是在中国迅速飙升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土地等资源成本的挤压下，企业利润空间严重压缩，是一种被迫的寻求生存性转移；二是转移的方向不同，前三次的产业转移都是单方向的由上往下的转移，即由经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国家转移，而这次转移出现了双向的转移。
高低端制造业纷纷逃离中国，加上长期以来外资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中国制造业不仅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微薄，还从会从根本上削弱本土制造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
危机是如何产生的
在中国之外，其实全世界的制造业都在呈现明显的萎缩，说明这一场制造业危机不单是中国本身的问题，还存在深层次的全球性的原因。
先来看一组数据。12月3日，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制造业指数，11月滑落到49.5，10月份为51.7，已经呈现出2009年7月经济大衰退结束以来最疲弱状态。同时，欧洲的Markit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显示，尽管11月46.2的指数终值高于10月的45.4，但欧元区17国11月制造业活动依然连续第16个月处于萎缩状态。
我们知道，制造业是全球经济的根本，而如此疲弱的市场表现，比金融危机更可怕，因为它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大萧条。而实际上，制造业危机更是其他危机的实质，如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货币泡沫等金融方向的虚弱，这些其实都是表象，它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实体经济泡沫，即制造业泡沫。
1929年，美国制造业产能在“一战”后得不到消化，实施了非常重要的“道维斯计划”，即美国借钱款给德国支付英法战争赔款，这使得英法有钱偿还战争债务，并继续进口美国物资，用于英法重建，这实质也维系了美国制造业过剩的产能。然而这样的债务却加速了德国财政溃烂，使得通胀高企，英法再也无力购买美国商品，结果是美国制造业崩盘。
如此一来，不难理解，制造业崩盘、股市暴跌、失业暴涨，才是1929年的真实情况。而如今全球制造业萎缩无不源自2008年之前西方世界消费泡沫的破灭，这对中国而言，极为重要，因为：其一，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其实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产业分工前提下，西方消费泡沫导致的中国消费品制造泡沫；其二，中国没有能力实施 “道维斯计划”，产能无法释放，而货币紧缩政策会加速传统产业产萎缩，加之国际强大投机势力，必定导致中国的制造业危机。
因此，短期世界经济波动，包括美国虚拟经济泡沫破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世界需求持续萎缩，和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性因素，包括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土地等自然要素成本攀升、中国生产要素潜在增长率下降、成本上升需求等，两大因素交织作用，才是中国制造业危机的主要原因。
中国如何正确转型
在大批制造业纷纷外逃，中国传统制造业又壁垒重重的情况下，转型是中国必然的选择。但是在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的时代即将终结，逐步走向“适度增长”的时候，如何正确进行制造业的转型才是关键。
一方面，大规模展开传统制造业的兼并重组已经刻不容缓，而有序的兼并重组才可以使传统制造业优胜劣汰，收缩有度，才会使传统制造业的资本价值得到大幅提升。同时，大规模的传统制造业兼并重组会强有力地活跃股市，为传统制造业做强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在此时亦不能完全弱化传统制造业的生命力，因为所有传统产业都是关乎民众衣、食、住、行的产业，它们所生产的商品才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其它所有新兴产业、生产技术绝大多数都必须依附于传统产业去发挥效用。
因此，在制造业转型强调有保有压的时候，千万不能只是对新兴产业 “保”、对传统产业 “压”，而是要在“传统产业内部实施有保有压”。否则新兴产业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带来又一个恶性循环――传统产业虚弱，新兴产业找不到附着体；鼓励之下，使得新兴产业挤占了大量社会资源，而传统产业更加失血。如此，淘汰落后产能，但不过度，才是对传统制造业的善用。
另一方面，新一次的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尝试：一要充分利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合理引导低端制造业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迁移；二要适度削减大手笔投资资金，用以支持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设备改造和产业升级；三要从出口退税、削减税费、简化行政审批等各方面为制造业(包括低端制造业)优化企业生存环境，只有先活下来才能谈产业升级；四要加快推进经济制度改革，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渐退后，制度红利应该还值得期待的。
回顾历史，日本、韩国、新加坡都经历过经济增长速度骤降而面临转型的时期，却在骤降之后增速再也没能反弹回来，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就是在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作个形象比喻，新的全球产业转移好比一场洪水，处于低洼地带的中国制造业需要赶紧往上爬，同时需要谨记：爬也要一个过程，既要想办法延缓洪水流入速度，也要尽量拉扯企业一把，否则企业被淹死了，如何还谈产业升级与转型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国的制造业在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发展之后，进入了一个瓶颈阶段，打破瓶颈走上真正的强势，这何尝不是福呢？的确，中国以前依靠外贸加工在低端链条上游走，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高端技术依然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别人需要什么才会要求你做，这无异于是别人的一个临时工！如今，要做真正的老板，也非一朝一夕的功夫，中国需要借全球产业转移契机，在中端制造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中，逐渐向高一级的阶梯迈进。此时，最忌讳的是有一点成就或起色就忘了伤痛，甚至还大肆进行宣传，生怕别人不知道，要清楚一个事物的真正转变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而现在中国只是在把高速发展之前该做得事情给补上来，这样前方的路才会走得更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