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吸收儒家士大夫进入政权的模式是中国著名的官僚系统和科举制度。的确，后者的作用比前者更大，因为官僚系统只能容纳少数官员，但科举考试每年可以培养出成千上万学历尚不够入朝为官的备用人才，同时还有大量渴望加入这个知识精英阶层但不幸落第的应试者。但这些人无一不是从小就接受儒家经典和正统意识形态熏陶的。

　　出于控制和管理的考虑，皇权官僚系统与其治下的社会比起来规模很小。因此，它必须依赖一种不会对中央政府造成太多负担的巧妙的地方治理模式。到19世纪，平均每个中央官员对应管辖30万到40万人。中央政府通过下放象征性的政治权力实现统治，但同时也严防得到权力的这部分人接触公共资金。经过科举选拔的士大夫或绅士有权出任公职，因而享有作为社会精英的象征性权力。所以他们被中央政府指派为地方团体的代表，管理团体内部事务（也许帝国时期的封建模式确实有其影响力）。士绅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意识形态上受国家引导的精英阶层在中央政权的许可和委托下管理地方事务，但同时又无损于维持社会稳定的财务和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