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解释的主要根据在“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此典出在《易·系辞上》。那里说，对於“一阴一阳之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老百姓则什么也不知，只能无意识地跟着做。何邢二位据此认为，既然百姓只能用，不能知；为政者也就只能使之用，莫能使之知。於是，“可”和“不可”，遂被定为“能够”与 “不能够”。

　　这两种较早时期的解说，尽管有应该不应该还是能够不能够之别，其为愚民主义，则是共同的、不加掩饰的。当然，从不应该到不能够，意味着从应然判断到实然判断，其在君民关系的设定上，有着很大进步；但终於未曾跳出愚民范围，也是事实。

　　下一个影响较大的说法是朱熹《论语集注》，该书此章集有程子注和朱熹自注各一条:

　　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朱熹曰: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