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理应是掩体，我们用它抵御

　　那恶劣的，亵渎不可言说的奥秘的嘲笑。

　　就在伊甸园，夜色降临：

　　你是带着号角的守护者，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里尔克《你曾喊出的第一个字》

　　这个冬天有些冷。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记忆中也少遭遇这样寒冷的冬日，尘霾笼罩，阳光无力，压抑地让我这样有哮喘旧疾的人，喘不过气来。

　　天气如此，社会经济亦如此。

　　高速发展下习惯了的慷慨激昂少了，嗓门低了。原来拥有的让我们自豪的人口、外贸、土地等红利突然间或消失了，或代价过于昂贵，代之以各种“天花板”的出现，从内到外，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恶化。

　　那些习惯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解决之道的人，那些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终于失去了凭恃和依靠。

　　各种信号指向不一，甚至充满了混乱和对立。

　　直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投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黑暗中游荡”。

　　我们的心灵就在黑暗中游荡，不安笼罩着我们。

　　传媒业又如何能自外于社会经济之外。

　　年关难过。

　　但我们总是要过年的，不能呆在年这边。生活还得继续。

　　我坐在书桌前，努力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混乱不安的信号中，找寻自我惕励走向未来的力量。

　　一、大势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的确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我的前辈乡贤瞿秋白的话值得一听。

　　人人都喜欢稳定安逸。我也不例外。但我受过的思维训练告诉我，稳定意味着固化、板结，意味着了无生趣，一切按部就班。

　　混乱和不安则相反，它意味着机会和选择，意味着生机和活力。

　　从传媒业令人不安的混乱信号中，几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判断不动摇：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进步正在重塑社会阶级格局和媒体格局，这是一场传统世界的统治者无法阻挡的新启蒙运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主导，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的启蒙者。

　　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以及互联世界分享的特点，打碎了旧世界、旧文明的基石。它打破了传统统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让普通人开始从技术上拥有了自我判断的力量，而毋须再依靠上帝、领袖、导师。

　　真正的没有救世主的时代开始到来了。

　　如今，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打破身份地位的壁垒，和中南海同步甚至更早、更多分享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及背后的逻辑，而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

　　在过去，这是只有上天或者上天的代言人才拥有的力量。

　　当然，有时难免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但我宁愿相信，即便偶有回潮逆流，终究挡不住滚滚东逝水。

　　春种秋收，这是自然铁律。

　　与过去更多是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来获得行业和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同，这一次社会和媒体的变革，是通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技术突破了传统体制的压制带来的空间。传统体制改革的红利，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即时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媒体时代的真正革命。它让高储存容量的电子媒体的移动化、便携化成为可能。这势必将重塑媒体的格局，进一步压缩传统纸介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大规模地iPhone或iPad化成为可能。

　　不过，中国当下大多数纸介质媒体的没落，还与技术进步关系不大（除了电脑类报刊），而与它们先天的病理有关。它们的出生，与权力有关，而与市场无关。即便没有技术进步，他们也可能死去。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谈技术进步之于中国社会和媒体的意义，这才是大势。这里，我也愿意再次引用我去年盘点时所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态度：

　　“这场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的新启蒙运动，是重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对人的重塑，也是对传统权力边界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如果只看到混乱不安，看不到大势，也是着实可怜。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二、年度事件

　　1．微博实名制

　　2011年，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之战轰轰烈烈。不为其他，门户网站尤其是以新闻主导的门户，不做微博，势必被边缘化，微博已经成中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从各大门户新闻首页的点击情况可见一斑。

　　到年底中国微博用户已经突破3亿，不仅是个体，各地各级政府，也纷纷开通微博。他们从赶时髦到真下功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民对话的格局。虽然，这一点的效果还需要观察。

　　但是微博已经成为中国人意见表达的新途径，而且是主要途径，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真正主流的媒体平台，这是确凿无疑的。

　　一旦主流化，成为有司的重点管理对象，便是早晚的事。更何况，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会让有心人颇多联想。

　　2011年，微博实名制成甚嚣尘上。到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用户昵称可自愿选择。新浪、搜狐等多家微博运营商表示，微博实名注册对于遏制虚假和有害信息通过微博传播、营造诚信健康的网络环境将产生积极效果，对新规定实施后微博业务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一直是实名制的倡导者，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向来恪守法律和文责自负的原则。但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实名制，却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2．《新京报》、《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是2011年媒体界跌破我眼镜的最大事件。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京华时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主办的《新京报》从9月5日起变更为北京市主管主办。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两报主管主办方的变更，是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推进北京地区报刊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改变北京地区都市报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局面，有利于北京市在政策、资源、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加大对两报的直接扶持力度，进一步促进两报做强做大。

　　《京华时报》、《新京报》分别创刊于2001年和2003年。两报自创刊以来，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都市报的知名品牌。

　　我与这两份报纸都颇有渊源。尤其是《新京报》，2003年创办时，我正在做一份传媒业的专业杂志，策划了一篇《京城报业风云再起》的文章，为《新京报》创办鼓与呼，文中强调，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行政保护只会保护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提升办报水平。

　　当时，《新京报》是国家批准的新闻出版行业跨地区联合办报的试验田，是媒体改革的试点。

　　后来每到《新京报》创办纪念日，我都会在媒体或博客里撰文，或批评，或嘉许，关心它的成长，因为我是它忠实的读者。

　　但世事无常。至今我们也无从得知，是什么情况导演了这样的变化。

　　中国的权力结构源自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区域分割严重，不同的权力部门不同的区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媒体就是在这样不同利益诉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两张报纸从原属中央单位划归北京市，不只是主办单位变化那么简单。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么多业者的利益，读者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被尊重或被淡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变化的其他后果，有待观察。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裁判。

　　3. “限娱令”

　　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舆论普遍解读为“限娱令”。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接受专访时表示，“限娱令”称法不准确，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使电视荧屏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通过总量控制，控制形态雷同过多过滥节目，引导审美趣味。

　　该《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其核心内容是：各卫视频道在晚7：30-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此外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选秀节目数量也将严格受限。

　　我几乎不看娱乐选秀节目，也反对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但就我个人观察，当电视以家庭妇女和老人小孩为主的时候，娱乐选秀节目却是体育赛事之外将年轻一代拉近电视的重要途径。

　　年轻人通常是具高度破坏性的力量。套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孩子们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而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本来娱乐选秀节目是年轻人释放压力的重要通道，当把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他们身边夺走的时候，他们的力比多又该如何释放？

　　在当下的环境里，要求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播出的新闻质量又会如何呢？

　　限制的结果，是干净的沙漠化。

　　而无规则的竞争，只会导致一种结果，比滥，无论是在娱乐选秀节目，还是在新闻或其他节目中。

　　不是限制和调控的问题，而是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有规则可循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荧屏真正的繁荣。

　　4．陈中、向熹之厄

　　 陈中是中国著名政经刊物《南风窗》的前社长，从创刊起即服务于《南风窗》。

　　2011年，因为一篇文章，陈中去职，离开了《南风窗》，尽管他还只有两三年即到退休年龄。此前，他已经不再担任《南风窗》总编一职。杂志刊发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时，陈中正在外地出差。

　　陈中离职调岗程序办理速度之快，是我有生从未见过的行政高效率。

　　《南风窗》是我的旧东家，我也曾担任过这本著名杂志的总编辑，和陈中搭档过，甘苦自知。陈中之被免职，我虽不知具体细节，其中逻辑，于我而言却是一目了然。

　　兔死狐亦悲。在事件尚未公布之前，我辑录了古人若干诗句，掐头去尾，整了首打油诗，发在新浪微博上，以表达我对陈中先生的问候：

　　“瘴烟笼岭南，江水此夜寒。平生一片心，流落在尘埃。且行且珍惜，风过烟云散。——闻故人困厄，唯遥祝诸事平安。”

　　整风与洗心，自是有追求的传统媒体业者难逃之宿命。

　　向熹曾是另一份著名政经大报《南方周末》的负责人。

　　在向熹离开南方周末一线领导岗位后，传出他要出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消息，南京大学也发出了任前公示。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向熹来说，还是对于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来说，向熹回到母校，执掌新闻传播学院，对双方都是利好。

　　但天不遂人愿。向熹终究未能去成南大。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不去也罢。

　　5. 乔布斯之死

　　乔布斯是个外国人，与中国传媒业何干？

　　其实关联大大的。

　　曾经，我们在探讨互联网和笔记本上网电脑时， 还颇为自得地捍卫传统杂志：电脑、互联网不可能像杂志图书一样，随时随地阅读，无论在厕所还是床头。

　　但随着3G技术和iPad、iPhone们的出现，解决了原来传统媒体互联网版或电子杂志的缺陷，传统杂志图书原来的这种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至少，iPad们在即时阅读方面，已经不亚于传统的杂志图书了。

　　乔布斯的iPhone和iPad，结合即时传播技术，提速了电子媒体时代，也让更多传统媒体感受了巨大的压力。

　　而另一方面，乔布斯之死，也让中国传统出版业大赚了一票。《乔布斯传》在中国流行，一时无双。

　　6. 实体书店没落

　　2011年，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书房，16年发展之后，已经关闭了所有的直营门店，走上了不归路。

　　这是继北京“风入松”、上海“季风书店”等书店关门后，民营书店经营困境的又一重磅信息。

　　实体书店的没落，并非中国人不爱读书买书，而是一个时代之困。

　　在一个逐利主导的社会里，开书店做好了也是微利，如果书店是租用的，那高昂的房租，也足以吞噬你的微利乃至本金。

　　另一方面，电商的发展，对实体书店是个巨大打击。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在实体书店办了优惠卡，但在2011年，也学会并养成了通过网络购买图书的习惯。网络购买，方便搜索，也少了奔波挑选之苦。更不用去面对一排排的恶心的成功学作品和教辅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只能为实体书店洒一滴同情的眼泪。

　　7. 改革困惑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道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标志着文化产业新政的出台”。

　　在社会经济境况微妙的背景下，中央全会特别出台了一个与文化发展有关的决定，这多少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个中之味，尚需好好研读。

　　2011年报刊转企改制也正热闹。到年底，号称全国已有1600余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换了“企业身份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报刊体制改革中有四个难点。第一是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的区分和认定。第二是资产问题。第三是一些困难报刊的转制成本问题。第四是人员问题。

　　他认为，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两分开和机制转换。今年开始，两年内要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

　　目标很宏大，实现有挑战。

　　改制不是换块招牌。即便改成了企业，国有企业的命运依然是前车之鉴。

　　改革真正的目标应是释放生产力，而非其他。过去边缘突破的改革方式，所释放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

　　传媒出版行业最大的生产力是人，只有能够自由创造的人，才能带来繁荣。不能达到这一点，改革就没有完成。

　　对于传统传媒业来说，机会之窗正在关上。

　　虽然中国股市已经把股民的心都跌碎了，但传媒出版上市的热情依然。

　　2011年，浙报传媒正式借壳濒临退市的*ST白猫上市。《浙江日报》集团将旗下报刊传媒经营资产和相关的新媒体业务资产等一共15家公司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浙报传媒最核心的资产仍然是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和《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钱江晚报》和《浙江日报》是最重要的媒体平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凤凰传媒”）顺利过会，抢下了文化传媒行业的首单IPO。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是股民，我不会去买出版传媒行业的股票。无他，不敢。

　　8. “限广令”

　　2011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66号令，取消电视剧插广告。

　　“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以四十五分钟计)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播出电影时，插播广告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我一直很讨厌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它打断了节目的连续性，类似于间歇性抽风打摆子。

　　广电总局禁止插播广告的禁令，似乎并非第一次发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广告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最初也算是一种经营上的创新，扩大了电视台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一做法，根本无视观众的权益。

　　禁止插播之后，这些广告又会走向何方呢？纷纷舆论中，有人说，以后电视剧里边，植入式广告将大行其道了。

　　不过，制片方和电视台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能否成为潮流，也有待观察。

　　但两集乃至多集连播的电视剧之间，延长播放广告时间，这可能成为电视台的选择。

　　广电的禁令很多，难得有受人欢迎的，至少这条，我个人还是很欢迎的，但关键是看落实。

　　已有规定需要不断重申，说明规定的威权性不够，或者执行有问题。

　　9．“走转改”

　　“走转改”这一有趣的词汇，其实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

　　在2011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是“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着力提升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

　　说白了，这首先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媒体的要求。

　　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媒体，哪一个能够不深入基层底层？哪一个刚跟采访对象摆谱当自己是官老爷？哪一个又敢用八股作文，全是空话套话虚话？

　　错位。

　　于在市场中竞争生存发展的媒体而言，恍如隔世……

　　当然，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标题党和捕风捉影的陋习也当除之，否则贻害无穷。这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挑战。

　　10. 媒体投资热

　　2011年的媒体投资，依然很热，但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进步，电子媒体平台投资出现新的热潮，但商业模式还有待检验。

　　虽然许多人不再看好传统媒体，一些报刊的没落也让人吃惊。但2011年，却又多本新刊发行。

　　新刊背后，其实都是资本。

　　除了传统的投资理念，希望投向传媒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之外，我们观察到，一些产业资本进入传统媒体领域，核心不再是盈利这一目的，他们清楚这个行业目前平均利润水平，他们需要的是平台，是话语权，还有为未来自己子女归国量身打造一个文化企业的平台。

　　2011年以来，传统媒体行业最大的游资来自一些原来暴利性资源型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