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申辩”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到“不敬神”和“蛊惑青年”的指控,接受雅典公民大会的审判。原告分别代表政治家、诗人和工匠。这是雅典人对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的审判。

“不敬神”和“蛊惑青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状。况且苏格拉底不是不敬神而是只敬奉自己的神灵,说他“蛊惑青年”也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关于苏格拉底受到集体指控的原因,历史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说。美国人斯通在《审判苏格拉底》一书中说,雅典之所以起诉苏格拉底,因为他反对民主制度,他的言行构成对当时脆弱的民主制度的威胁。但苏格拉底似乎不是那么抵触民主制度。他曾经在民主政府中任职,也曾经在专制政府中做事。他似乎不是特别在意政体的形式,他在意的是政治的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不正义。在他看来,政治与哲学的最终目的应该是相同的,就是构建幸福美好的生活,即使思考的方式与实现的路径会有不同,但相同的目标能使二者融合。

不过,理想终究只是理想。问题恰恰就出在政治与哲学之间在思考和处理现实问题时不可避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许政治更多追求的是结果,而哲学更多讲究的是过程。在政治生活中,为了结果或者目的,策略性不仅被允许而且被提倡,只要能达致结果,手段可以选择;在哲学生活中,要求目的和手段的一致性,要求逻辑和德性的彻底和完美。政治追求的是利益,而哲学讲究的真理;政治讲究的现实,而哲学追求的理想。正是哲学与政治之间面对现实问题时可能呈现的对立与冲突,最终将苏格拉底送上了法庭。雅典人容不下苏格拉底,因为政治容不下哲学。

苏格拉底受到起诉的直接原因,来自苏格拉底的朋友凯勒封从德尔菲神庙得到的一个神启。——神说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当这个信息传递到苏格拉底耳朵里的时候,他没有沾沾自喜,而是陷入迷茫和困惑中。苏格拉底自知自己资质平平,只具备一般人的聪明才智。但他相信,既然神这样说,一定有着不为人所知的深意;他决定通过省察雅典公民来验证或者解释这个神启。首先需要的是行动,找人交谈和辩论,以验证神启正确与否。通过验证,即使不能最终确认神启的正确与否,也可以了解神启的某些深意。

苏格拉底首先找到一位雅典人公认的最有智慧的政治家,同他交流和辩论。苏格拉底发现,政治家虽然明了治国的方略,却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智慧。虽然他拥有专业领域的丰富知识,却不具备关于人类和世界的一般知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不拥有这样知识,政治家却相信自己拥有。也就是说,被认为是智慧者的政治家实际上是一个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接着苏格拉底去找诗人交谈和辩论。苏格拉底发现,诗人写作诗歌或者戏剧,凭借的只是灵感;很多情况下,诗人不能解释或者理解自己所写的东西。同政治家一样,诗人具备专业领域的知识却不具备关于世界和人类的一般知识,他们也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苏格拉底接着又省察了工匠,他所遇到的情况和得到的认识与前面完全一样。

苏格拉底对神启似乎有所领悟。神说苏格拉底是天下最智慧的人并不意味着他真的有什么智慧,更不是说他有着最高的智慧。在苏格拉底的观念里,智慧属于神的财产,人是不配拥有的;人只能在神的启示之下理解和应用智慧而不能单独拥有智慧。神说苏格拉底有智慧,只是表明苏格拉底是一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也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他承认自己知道某些东西,也承认自己不知道某些东西;他承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知识的有限性,承认这个世界有着完美的知识不能涉足或者无法解释的东西。神之所以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或者说其他人的智慧不如苏格拉底,原因就在于那些人不具备苏格拉底所具备的“无知之知”,他们不相信自己知识的有限性,以为自己不仅知道自己知道的,也知道自己不知道的。

苏格拉底以为,神启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人的智慧或者不智慧加以鉴别和判断,神所寄希望于他的是,通过省察雅典人,促使他们关心自己的灵魂,培养自己的情操,而不要沉溺于金钱利益,纵情于物质享受。神赋予他的使命,就是要他引导雅典人的思考,培养他们的德性,使他们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当苏格拉底意识到这一切并将其付诸实践的时候,意味着他的哲学对现实生活也就是对政治的介入。他不再是一个自我沉醉的哲学家,而是一个以改善民智为职责的教育者。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引向了人间,实际上苏格拉底还进一步将其哲学引入了政治。哲学对政治的介入是哲学实现其现实价值的途径,哲学与政治冲突的大幕就此拉开。

有人质问苏格拉底——你一生不从事任何有金钱价值的经济工作,而是热衷于这些形而上的无聊清谈,你难道不羞愧吗?苏格拉底说,作为一个雅典人,应该以德性为骄傲,为此我们需要关心自己的灵魂,关注生命的意义;你们作为雅典人,终生热衷于物质享受,忙碌于追逐金钱,应该感到羞愧的正是你们。没有德性,没有理想和信念,人和猪还有什么区别;沉溺于物质享受和金钱追逐,终生庸庸碌碌于虚无的名利,你们的生活真的有价值吗?雅典本来是一匹彪悍的战马,它叱咤风云,威风八面。可是,进入这个物质享受和金钱利益盛行的时代,养尊处优的它已经成为一匹浑浑噩噩的肥马,整天昏昏沉沉地睡着。神不忍心看到雅典这样堕落下去,因此派我来到世间,让我成为一只牛虻,希望通过我对这匹肥马的不断叮咬,使它能保持警醒,恢复活力。这就是我的神圣使命,我为自己能够承担这样的使命而骄傲。

但是,苏格拉底的叮咬总是让人不舒服。苏格拉底叮咬雅典肥马的方式就是找人交谈和辩论。苏格拉底的辩论,往往只是一边倒的他展示自己渊博的学识,严谨的逻辑和超强的辩才的演出。他总是那样的咄咄逼人,甚至强词夺理;他总可以找到便于自己掌控的切入点,总可以设置周密而巧妙的圈套,总可以将对方轻易诱导进圈套之中。他总在不断提出问题,又总在不断否定对方的回答;他总在不断地强调逻辑,又在不知不觉间变换概念。论辩对象以为自己快到达胜利的终点,苏格拉底却告诉他走在错误的路上;当对方兴高采烈地以为抓住了论辩的关键并庆幸自己接近获胜的时候,苏格拉底会措手不及给其一盆冷水。他否定式的辩论方式,轻易就可以让人焦头烂额,自惭形秽。论辩的结果,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论辩者陷入无奈和尴尬之中;人们或者痛恨于自己的弱智,或者痛悔于参与这样的论辩而暴露了自己的弱智。即使论辩者可以从与苏格拉底的论辩中明白某些道理,获得某些知识,但往往是以颜面扫地为代价的。在这种论辩中,苏格拉底的渊博和强悍,论辩对象的浅薄和虚弱,都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论辩者与苏格拉底辩论中遭受的挫败,也许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法国学者居古拉.格里马尔迪在其《巫师苏格拉底》中将苏格拉底理解为一个具有神奇的语言治疗功能的巫师,将其论辩理解为一种精神治疗的巫术。在这种治疗中,苏格拉底通过不断否定论辩者的认识,清除其思想或者精神中不健康或者有毒的因素,构架起有序而健康的精神结构。这样来理解,苏格拉底的否定式论辩就具有了积极的意义。同时,如同切除身体上的毒瘤会带来痛苦一样,当苏格拉底帮助论辩者清除思想上或者精神上的毒瘤的时候,痛苦也是一种必须的代价。不过,即使苏格拉底的省察确实在培养雅典人的情操,净化着雅典的空气,但这种论辩给论辩者带来的伤害也是明显的。可以想象这样的情形,一位政治家或者其他社会名流,偶尔路遇正在寻扎猎食对象的苏格拉底,因为摆脱不了纠缠而进入论辩之中,其结果只能是自惭形秽,颜面扫地。就算苏格拉底的动机是纯洁而高尚的,也会给人恶作剧的感觉。更加可怕的是,在苏格拉底的周围总有一群年轻人,模仿苏格拉底的做法,同样以省察雅典人的德性为借口,以恶作剧的方式取乐。这样,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们,在雅典掀起了一场白色恐怖。很多人已经在与苏格拉底及其弟子的辩论中颜面扫地了,更多的人恐惧于这场灾难临到自己的头上。扑灭这场白色恐怖的关键,就是将苏格拉底送上法庭。这样来看,即使不考虑苏格拉底的言行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危害,仅仅是为了避免苏格拉底的省察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审判苏格拉底也具有必要性。

在整个审判和申辩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其实并不在乎罪与非罪。他所关注的似乎不是审判和申辩,他置身其中的似乎不是法庭。苏格拉底实际上将雅典公民大会当成了他一生活跃其间的雅典广场,他将这次审判看成是一次教导民众,宣扬自己哲学思想和人生观念的机会。他一直喜欢这样的场合,从来不会放弃宣扬自己哲学的机会。于是,一开始苏格拉底就教训起法官们,告诉他们要专心听讲并认真领会他所讲的一切,告诫法官们,他们的职责是裁决正义而不是施舍正义。雅典人因为受不了才将他推上法庭的,而法庭之上的苏格拉底不仅不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还是一副好为人师的派头,还是一副喋喋不休的唠叨着的样子。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表现得那样的张狂和傲慢,没有一点一般被告的谦卑和惶恐的样子。人们听不下去,不断喧哗,打断他的侃侃而谈。在苏格拉底申辩的整个过程中,他有至少六次不得不停下下请大家注意秩序,保持安静。

苏格拉底是不屑于为自己的“罪状”辩护的。“不敬神”和“蛊惑青年”不过是欲加之罪。如果他按照一般的程序进行辩护,似乎就承认自己有罪了。苏格拉底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哲学和信念,对自己神圣使命的意义,都有着充分的信心,他不需要为这些辩护,他所需要做的,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将其传递给雅典公民,不论人们愿不愿意接受。苏格拉底的大义凌然,显示出自己高尚的人格,卓越的操行,这会让某些法官自惭形秽。一个人受到指控而对自己的罪状却显得那样的满不在乎,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满不在乎,在乎的仅仅是自己的哲学和思想,职责和使命,在这样的人面前,法官们会感觉到自己的怯懦和渺小。妒忌心因此会在部分法官们心中酝酿并扩散。即使苏格拉底被指控的两项罪名不成立,他的行为体现出的对法庭的藐视,他的节操体现出的对法官们的贬低,似乎也可以构成罪名,至少,在部分法官心中,依据这样两项新的“指控”,就可以判处苏格拉底有罪了。

论辩的结果,500名法官中,以280对220的比数宣布苏格拉底罪名成立,胜败之间,仅仅30颗石子的差距,这是一个很小的差距;而且,这30颗石子可以确定是苏格拉底主动送给原告一方的。如果苏格拉底在辩护过程中不是那么咄咄逼人,不是那么盛气凌人,不是那么好为人师,不是那么惹法官们反感,可以肯定,情况远远不会是这样。如果苏格拉底像一般的被告那样,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带到现场,让他们哭哭啼啼以赢得法官们的同情,让他们吵吵闹闹迷惑法官们的心智,或者他自己表现得低调一些,策略一些,不是那样固执己见,不是那样张狂傲慢,法官们不见得就容不下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只要苏格拉底认输,哪怕只是暂时认输,机会还是在他一边的。

但是,苏格拉底不愿意这样做。一方面,乞怜别人的同情与苏格拉底骄傲的秉性是对立的。苏格拉底是一位那样高尚的骄傲的人,即使为了活命,他也不愿意放弃尊严。高贵的死还是低贱地活,对他来说是不需要选择的。坚持真理,完成使命,保持人格,是他唯一可做的选择。另一方面,即使他不喜欢雅典的政治制度,他对法律是尊重的,他对正义是满怀希望的。他希望法官们秉持法律的原则判断,而不要受到非原则的情绪或情境的干扰。他强调法官的职责是裁决公正而不是施舍公正,如果他以上述种种手段赢得官司,实际上就是在引诱法官施舍公正,就是在破坏法律。对于城邦来说,任何情况下,正义都有着最高的价值,这是作为雅典的忠实儿子的苏格拉底必须维护的。

苏格拉底的坚韧和傲慢,他的高尚和伟岸,他的不求饶不乞怜是他遭到了雅典人的嫉恨。在他和大多数雅典人之间,勇敢和懦弱,超脱和苟且,高尚和轻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苏格拉底这面镜子面前,雅典人看到了自己的肮脏和丑陋。砸碎这面镜子就看不见自己的不堪了,雅典人似乎没有别的选择。数百年之后,罗马的基督徒们也面临这样的嫉恨和迫害。基督徒们过着纯洁而高尚的生活,他们节制自己的欲望,检点自己的行为;从基督徒身上,罗马人看到的是自己的纵欲无度,看到的是自己肮脏和丑恶。同基督徒相比,罗马人不仅是野蛮人,甚至是野兽。罗马人看不到自己改善的前景,就只能将这面折射出自己不看的镜子砸碎。于是罗马人诬陷基督徒吃人肉喝人血以及乱性,通过妖魔化来摧毁他们。

公民大会对苏格拉底作出有罪判决之后,美特勒斯提出死刑的要求。原告们不愿意放苏格拉底一条生路,因为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苏格拉底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怯懦和悔罪,他对雅典人的威胁没有丝毫减少。他一再声言不会放弃自己的使命,终生都会用来省察雅典人,引导他们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如果苏格拉底能或者离开法庭,白色恐怖还会蔓延。但是,苏格拉底还可以从法官那里争取到活命的机会,他可以选择接受监禁,或者流放,或者交罚款。可是,这些机会都被他放弃了。他不愿意接受监禁,因为他一生珍视自由并将其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在别人的监督下像老鼠一样苟且活着,这是他无法想象也无法忍受的。他生命的价值在广场上,在于年轻人的交谈中,在省察雅典人的辩论中,在他的哲学理想和信念中。让他闭上嘴,在余下的生命时光里成为一个哑口无言的可怜虫,这样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能接受流放。即使到了其他国家,他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省察别人,结果可能同在雅典一样要受到控告。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他热爱雅典,他不愿意离开雅典。在他乡卑怯地颠沛流离地逃命,倒不如慷慨地死在雅典。至于交罚款,他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哲学家,很难交出法庭可以接受的数额。

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苏格拉底还在慷慨激昂,不卑不亢。他说,其实不应该讨论我应该接受什么惩罚的问题,而应该讨论我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奖赏的问题。我这一生,服务于雅典健康成长,服务于民众德性的培养;为了雅典,我放弃了一个平凡人能够享受的所有的一切,将整个生命奉献出来。如此的奉献和贡献,难道不应该得到奖赏吗?奥运会的获胜者得到的奖赏是由城邦供养起来,我的贡献要比他们大得多,因此我应该得到的奖赏也是被供养起来。张狂到极致,傲慢到不可理喻。这是对法庭公然的蔑视。更多的法官被激怒了,一部分原来支持他的法官转变了立场。最后,苏格拉底被以多数票判处死刑。同上一次投票相比,原告一方增加了80颗石子。

对于死亡,苏格拉底并不惧怕。他说,人们之所以害怕死亡,也是强不知以为知的表现。因为人们以为死亡是一件坏事,所以才害怕。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死亡的经验,所以不能确定死亡就是一件好事或者坏事。死亡至少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所以一味的恐惧的是没有根据的。死亡也许是一件不坏的事情。比如,死亡可以是一个无梦的长夜,这何尝不是好事;也许,死亡就是在冥府里走一趟,在那里,可以遇到前世各种各样的精灵,他还是一样可以同他们辩论,一样可以省察他们,而他们不会再利用共公权力判他死刑,这何尝不是好事。

对待死亡,没有一个人曾经像苏格拉底那样慷慨,那样坦荡。离开法庭的时候,他说:“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好,只有神才知道。”(《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P32)

有人说,在所有思想家中,柏拉图的著作是被阅读最多的,我相信被人们广泛、大量和反复阅读的著作中,一定有苏格拉底的“申辩”。每个学期之初和之尾,总会将这段文字翻出来,一读再读。明月清风或者阴霾凝重的夜晚,都会成为聆听教诲,接受熏陶的好时节。读过了好几个版本,自觉翻译最好的王太庆和王晓朝的译本,书页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已经写满了批注。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收获,或者来自思想,或者来自信念。

阅读《申辩》的过程,蕴含着自我的申辩。每一种生活都有意义。即使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脱离了现实并被现实所否定,只要我们遵从良心的召唤,遵从自己的心愿,努力而踏实地做我们当做的一切,意义总会呈现。最没有意义的生活,是一种按照别人的意愿安排的生活,一种被生活。生命短暂,而且我们的生命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礼物。我们没有权力挥霍生命,也没有理由将生命虚掷在违逆自己意愿的他人的沼泽。充实而认真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履行生命的意义,这是我们唯一可做的选择。阅读苏格拉底的“申辩”,倾听他关于生命意义的宣言,不管是认同还是反对,总会反思自己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认识,这个过程,是一个自我申辩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宣示的过程。现实的纠缠之下,有时候我们会迷茫,有时候会怀疑,有时候不得不挣扎和抗拒。阅读“申辩”同时也是自我申辩的过程中,总会给自己找到理由并得到力量。

有时候我们会失去信心,屈从于某些现实的压力,或者在承受不了现实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为自己的懈怠寻找借口,而在这种懈怠中我们可能放弃了某些秉持已久的东西,可能会随波逐流。阅读“申辩”,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回值得珍惜那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校正前行的方向。至少它可以帮助们找到珍视某些东西的理由,帮助我们鉴别自己自己真正需要和不需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申辩”成为一副清醒剂和一台矫正器。如同“巫师苏格拉底”的“巫术”一样,“申辩”在帮助我们清除自己思想中不知不觉间沾染的污物和毒素,帮助我们校正行动的方向,帮助我们构建理想和信念,也帮助我们确立使命和责任。

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申辩”中找到某种精神和信念的认同。“申辩”似乎就是一座精神花园,时不时的,我们会进去徜徉一番;呼吸那里熟悉的空气,聆听那里天籁的声音,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可以获得精神和信念的认同。即使你不赞成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的哲学,你甚至不理解苏格拉底的使命,他对于生命或者死亡的超越的坦然的态度还是会让人振奋;即使你在物质和精神的两端中不愿意站在苏格拉底一边,想象苏格拉底的超越和卓越,想象他高贵的情操,完美的人格,总会给我们方向,给我们力量。

阅读着“申辩”,想象着苏格拉底,思想不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