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应该读懂中国


 

我们都应该读懂中国

——读高连奎《我们该如何读懂中国?》

文/杨明文

 

一个家族的成员应当了解自己的家谱,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应当认识自己的国家,一个有所担当的中国文化人应当读懂中国。

中国,是世界东方的一部大书,内容博大精深。不仅中国人自己在读,世界也在读。

是的,中国这部大书,我们经常都捧在手里,都在读。我们似乎读懂了一些,又似乎没懂。这部大书,韵味无穷,故事无穷,道理深邃。我们常常没有找到“读懂”的突破口。青年学者高连奎先生在他的《我们该如何读懂中国?》一文中,为我们找到了阅读的路子。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入口,把政治、文化、历史、国学、哲学、媒体行业等内容融合起来,一并读了进去,读得很深刻!文章在肯定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指出中国当下存在的人的因素、物的因素和思想上的因素等问题,其中不乏振耳发聩的好观点,足见一个中国文化人的责任担当。

一是读懂了中国的改革是“好的”。讲中国的改革,不能用“进退”、“左右”来评,应当用“好坏”来论。作者肯定了中国的改革没有倒退,这是鼓舞人心的客观事实。批判“中国改革停滞论”和“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都不靠谱。同时肯定了中国在新改革思路中提出的“公益型国企”的定位。“赢利型国企”告别历史,将以“公益型国企”的新姿态展现在民众面前,对国家努力而为的民生关切会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二是读懂了“民生需求”是中国的需求大势。作者提出的“民主是小众需求,民生是大众需求”是个新颖的观点,也是当前中国的民生实事。“民主”是少数人的奢谈,“民生”才是众人的现实需要。从罗伯特莱恩的著作《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中,反映出“市场可以使一个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但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多的物质也无法让人感到更幸福”。这是美国的现实所在,中国应当力戒。 一些学者企图用“民主”来掩盖“民生”,先生给予了严斥:“中国宣扬民主的人基本上都不具备最起码的民主知识”。

三是要读懂如何研究中国。研究中国,当然是学者、专家的事,一般民众只需从公开认可的研究结论中了解就行了。可是一些学者或专家只懂“几分道理”,就想“指点江山,左右政府”,那是肯定不行的。作者指出,研究中国要用“大经济观”,就是要从大处着眼,“即使是微观政策也必须考虑其效用放大之后的影响”。要做到下列几点:“要有历史的深度;要研究综合条件;要有前瞻性而不是只顾眼前;不能摇摆于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摆脱某一学派的限制,综合运用各个学派;不能只为一个利益集团说话;既要考虑经济效率的提高也要兼顾民生的改善;经济高增长与风险控制并重。”这些,足见一个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

四是要读懂“民粹主义”的严重危害。当今中国有两股影响经济学研究的因素,教条主义是一知半解的半吊子主义,最扯淡。而民粹主义的危害极大。作者严正指出:“民粹主义不是为民众代言,而是为利益集团代言。”它“横亘在人民与政府之间——‘离间官民’”,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中国大部分政策是直接以民众利益为依托的,中国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与民众的利益没有冲突;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接近程度远大于与利益集团的接近程度。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塔西佗陷阱的存在,民粹主义者向上欺瞒政府,向下欺压人民。这就警醒所有的中国公民:不能听信民粹主义的教唆或怂恿,要檫亮眼睛,谨防受骗上当。这样才能继续融入到改革的大潮,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是要读懂“盛衰周期律”的怪圈。“盛衰周期律”是一个历史的怪圈,要跳出这个怪圈,必须进行民生改革。“窑洞对”是历史的周期律,《三国演义》中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历史周期律,作者还发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周期律,那就是:“经济发展带来财富集中和贫富分化,而这些都曾变成了政治改革的动力。但随后的政治变革不但没有解决原来的问题,反而使原来的问题加重了,使民众遭受到更大的苦难。”“其演变规律就是:‘经济发展——民生恶化——政治变革——民生更加恶化’”。作者分析道:因为经济越发展,民众生存所必须的产品就越多;经济越发展,那些廉价的生活模式消失得越快。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就必然会出现民生的恶化。由于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抵消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所以民众的整体幸福感并不会增加。“革命不是发生在经济最差劲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这个周期律是很致命。怎么解决呢?作者提出了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构想。这是一个解决矛盾的现实构想,极具针对性和实践性。

六是要读出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底气和豪气。中国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的“道德经”是世界级巨著,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亚当斯密到西方近代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哈耶克,都视老子为思想教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说:“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他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伏尔泰最尊崇孔子,他认为“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高连奎《中国大形势》)一个外国对中国都如此赞誉,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国家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呢?

七是要读懂“五四”余毒,并为 “学术革命中国”补课。“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反叛陈规陋习和因循守旧的风气之先,力主要“民主”要“科学”,这是中华民族20世纪之初思想上和行为是伟大进步的表现。但是,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学统、道统和政统都遭到了流氓式的破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损失。作者认为,本来西方的科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格物致知是同意,但是面对中国学术的落后,“五四”文人并没有认识到重建中华“学统”的重要性,而是将中国的学统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西化。中国的道统也被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所代替,甚至国难当头的时候也有人整天鸳鸯蝴蝶。这时中国的“政统”一分为二:一部分是信奉马克思的主义的知识分子将“政统”纳入“学统”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资产关阶级文人则彻底抛弃了“治国、平天下”的“政统”。无所担当,大辱斯文。作者指出,这股“‘五四’余毒”至今危害着中国的进步,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障碍。当今的公民道德滑坡,官员道德缺失,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修正、传播、继承和发扬跟不上趟有密切关系。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做事情就缺乏理智的判断性,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苏联的分崩离析证明了这一点。作者认为,中国的发展表明,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西方学术体系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场学术的革命,用学术革命中国,“需要中国知识分子重拾我们的学统、道统与政统”,为国家发展献计策,为民众福祉鼓与呼。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学术是理论的生产基地。

八是要读点基础经济学,做一个有强健思想的“经济公民”。“知识阶级无知识”是最大的社会悲剧,国人当然也要学点经济学知识,才会远离“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悲惨境地。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就是一场场经济活动。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也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就会被不负责任的或空谈的“经济学家”误导。作者举例说,当代西方国家,公民因为不具备经济思想而导致其悲剧。比如,国债占GDP比例的警戒线为60%,只要超出这一比例,一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偿本付息的能力。而西方国家都早已超过这一警戒线,日本国债总额已占GDP的229%,美国也已经超出100%,希腊债务/GDP比例也高达166.1%,几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超出债务警戒线。其实这些国家的财政早已破产,他们只能是借更多的债,以新债养旧债,已经很难实现周转。如果他们要还清这些债务,那么国家福利则要面临极大的削减,即使这样也要至少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还清。普通公民学一点经济学常识,对于正确的投资理财帮助很大,对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等都不无好处。

另外,作者还倡导“睁开眼睛看世界”。他说,中国要想彻底清除洋奴哲学,就必须让国人真正、全面的了解西方,让国人具有真正的世界视野。当具备了真正的世界视野之后,洋奴哲学自然会被淘汰。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媒体的不足。他说,中国缺乏世界视野,媒体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有不少媒体不是在普及知识,而是经常发表一些严重缺乏学术水准而又带有一定教唆性质的所谓评论员文章,或阴阳怪气的文章。很多时候,媒体为了自己的发行量或点击率,故意弄一些错误的东西……这样,严重地违背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一些媒体缺乏责任担当,这在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缺乏责任担当的媒体,大多数中国自己管理的媒体。关于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放任儿子通过骂老子来在别人的钱包里捞取利润,希望国家在体制机制上加以完善,加强监管。

总之,读了高连奎先生的《我们该如何读懂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篇具有相当深度和一定启发意义的经济思想性读物。作者提出的观点新颖,语言犀利,文风泼辣,发人深思。他对民粹主义危害的批判非常值得重视,特别是关于民生改革的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构想,更值得经济学者、经济政策和社会管理等决策层认真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