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社会科学界热衷于用中国经验去对话西方理论，这种对话无助于深化对中国的认识，也根本不可能为政策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学术界的理论与政策部门的决策越来越脱节，学术界忘记了“认识中国”的理论任务，政策部门离开理论的指导，就只能盲目地作出“改造中国”的决策。

　　显然，当前中国乡村研究出了问题，核心就是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的脱节。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为政策部门提供决策的理论依据，但是，中国社会科学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在与西方的对话中，在“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中，迷失了自己。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甚至主要目标是要完成认识中国的任务，只有深刻地认识了中国，才能有效地改造和建设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