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争取在诸侯混战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掌握主动权，诸侯纷纷“举贤才”，大力揽“士”。史载“诸侯并争，厚召游学”，列国君主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大力招揽人才。春秋前期，私学刚刚兴起不久，齐桓公便招收游士八十人为己所用。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致使“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相趋燕。”季康子甚至直接向孔子索求贤达弟子充当家臣。养士用士之风盛行列国，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拜师求学的热情，许多人潜心苦读，梦想有朝一日位极人臣，著名纵横家苏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战国策秦策》载：（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赵襄子一日之内任命中章、胥己两位“中牟之士”为大夫，“予之田宅”，于是“中牟之人，弃其田耕，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现实的直接刺激了私学勃兴。此时的“士”不再是指旧贵族的底层，不再受出身、等级限制，而是一个关于能力和人格的称谓，只要有才学有特长，都可能晋升为士阶层，一朝得势，权倾朝野。这为平民提供了一条飞黄腾达的通道，他们通过游学拜师，或深谙权谋，或精于布阵，或善于辞令，或富于辩才，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不断涌现许多如公孙衍、张仪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的风云人物。“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逐渐成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