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又认为，作为乡村研究的学者，在具体的调查中，“在面对受到伤害的农民或者受到污染的乡村时，该如何做出自己的反应呢？干涉还是不干涉，这是摆在中国乡村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以解决的学术伦理问题”，从而，赵旭东认为“在越来越多的人自觉为权利而抗争的时候”，中国学者该如何行动，就是“当今中国乡村研究无法避开的策略性选择及未来的努力方向”。而事实上，对于中国学者来讲，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的症结在于忘记了认识中国的目的，丧失了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中国乡村研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中国农村，认识中国农村，认识中国是“体”，西方的理论资源是“用”，中国农村研究的首要目标应该指向理解与认识中国农村，而不是与西方学术对话。借用西方的乃至任何的理论，来深刻认识中国农村，从而为建设中国，为改造中国提供理论基础，是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任务。在这个认识中国农村的过程中，“为学术而学术”是必要的，在这个层面，赵旭东提出的“干涉还是不干涉”的所谓学术伦理，则恰恰又是一个误导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