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的急剧变迁与改革毫无疑问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条件下发生的。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问题时，特别强调列强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比较重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刺激作用。这些问题近年来一直有所讨论，意见分歧较大。与此相关，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用和失误问题，也成为史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联合压迫造成的极大灾难，称赞起义和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有的学者在评论太平军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过多关注其负面影响，片面强调内战对社会造成的灾难性破坏。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上述问题?在大会发言时，方之光(南京大学)认为，“革命”是人民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人权。近代一切革命运动，特别是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逼出来的，是中国人民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崔之清(南京大学)同样认为，发生太平天国战争的原因不是洪秀全的政治图谋，而是清朝的贪腐和暴政，太平天国运动反抗暴政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不应被扭曲和否定；并且认为，这种评判标准应该适用于一切下层民众的反抗暴政的政治行为。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怎样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与规律问题，也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重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沉沦”的还是一部“上升”的历史，张海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开幕式的发言中强调指出，近代中国历史呈现出从“沉沦”到“上升”的U字形曲线。在中国近代史的早期，中国社会的“沉沦”是主要倾向，“上升”不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表征；经历过一段发展后，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他所说的“谷底”，大体上是指20世纪初《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的十余年时间。历史度过了“谷底”，“上升”就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倾向。这一概括对于人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很有裨益。

　　桑兵(中山大学)在大会发言中对于晚清史的研究状况表示忧虑，在他看来，史料的种类与数量大幅度扩张，规模大大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而搜集阅读之难，逾于古史，史料的保存状况之劣，也在古籍之上。在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甚至难以把握边际的情况下，学人或分门别类，缩短战线，或随意比附，看朱成碧。如此研究使得历史的整体性逐渐流失，盲目性不断增大。目前当务之急，是解开收藏、学术、出版各界相互制约的连环套，多快好省地大规模出版各类文献资料，使得研究者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促使学人将重心由看得懂转向读得懂，使晚清史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超越古史。

　　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史或者金融史研究中，往往把外来的金融机构(包括外商银行、证券公司和交易所)看成外在于中国自身的金融业。吴景平(复旦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无论从广义来看，还是从市场运作来看，进入中国的外商金融机构及其在中国开设的种种金融业务已经与中国社会，尤其是与经济中的工业、商业、贸易、矿业、农业以及高层次的政府财政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把外商金融机构排斥在中国金融史研究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实际操作也是不可行的。在他看来，外商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对于中国金融业的转型(姑且撇开政治上的诸多负面因素)，无论就资金来源的构成，还是人事管理与经营方式都带来了诸多新的因素。正是这些新的因素，在催生中国银行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