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而言，精英阶层面临的困境其实也是整个国家面临的困境。如何实现精英阶层的拯救同样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是精英的自省与自救。自省与自救是精英阶层主动消弭社会鸿沟、重建社会信任的努力，是一种自我完善。许多布衣都能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衣食无忧的精英如果还紧抱住功利主义不放，忘记理想与使命，有负精英的身份。

　　这绝非忽视制度、仅仅指望人性的虚言。就个体而言，精英的自救非常普遍。比如，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名满天下后，并没有沉醉于自满与骄傲之中，而是无情地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对自我进行修正。他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我绝不相信，一个迫使女仆给他端尿壶的人会真诚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学的和人道的信念。”这也成了他从思想和行动上实践人道主义的最好宣言。

　　虽然每个社会都渴望能出现如甘地这样的圣徒，不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精英自救来说，并不是要精英完全舍弃自身的利益，需要的只是精英能超越自身的利益，更多地承担起应该肩负的责任。

　　二是精英阶层的分化与重整。虽然精英阶层内部总体有封闭迹象，但精英阶层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比如都是经济精英，凭借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发展起来的经济精英，与依靠垄断和权力致富的经济精英，就有难以避免的冲突。政治精英中，也会因不同的政治主张产生分歧。

　　精英阶层的分化既有利益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精英品质的差异。在当前中国，精英品质首先在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更进一步的是坚持底层立场，把争取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体现。

　　目前，虽然精英阶层中具有精英品质者并不占优势，但精英阶层内部的这种分化为精英阶层的重整埋下了伏笔。随着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精英阶层内部力量的变化，精英阶层对社会的主导有可能出现新转折，从而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三是社会对精英阶层的监督和制约。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样，绝对的精英主导也会导致社会绝对的衰败。对精英阶层进行制约是世界难题。因为他们掌握着主要的社会资源，本能地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精英的制约不可能实现，或者说对精英的制约只能用革命这一终极方式来实现。

　　对精英阶层的制约，是精英阶层内部有识之士与民众共同努力实现的制约，是包括对推动制约的精英在内的整个精英阶层的制约。要实现对精英阶层的制约，首先需要的是大众的联合。

　　目前，相对于精英阶层的合流而言，平民阶层的各种联合体非常有限。平民人数虽然众多，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联合，在面对强势的精英阶层时往往很难做出有力的回应。因此，平民阶层要摆脱“乌合之众”命运，发出各种联合体的声音，就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联合。

　　在监督和制约的范围上，民众对精英阶层的监督和制约要从关注个人利益逐步扩展到关注公共利益上。

　　近年来，在民众自身努力和部分有良知精英的呼吁下，某些领域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了捍卫。比如由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比如乙肝群体在争取正常劳动权上取得的胜利。

　　客观来说，民众争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与精英阶层自身的利益没有很大的冲突，因此没有引起精英阶层的整体反弹。公共利益是包括大众和精英共同的利益，在公共利益有限的情况下，民众容易和精英阶层发生冲突，特别是容易受到通过侵害公共利益获取自身利益的精英的阻挠。因此民众要实现对精英阶层的有效监督，不能满足于仅仅争取个人的正当利益，还应该更多地投入到维护公共利益上。

　　在监督和制约的方式上，民众对精英阶层的制约除了舆论监督，还需要制度监督。舆论监督是目前中国对精英阶层制约的主要方式。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为民众通过舆论力量制约精英阶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但要实现对精英阶层真正的监督，更需要制度的监督。这需要具有精英品质的精英与民众共同努力推动出台有效监督精英阶层的各种制度安排，比如增加选民权利的民主制度，限制权力范围与运行方式的宪政制度等等，在法律上为民众的制度化监督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