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道银行家杜月笙成功的七宗最
文/交广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首席专家谭小芳
前言：
1935年，中国的银行业“国进民退”，独立性渐失。有着多重身份的杜月笙积极与当时政府合作，在银行业大变局中晋身为领袖人物1935年，中国金融界风云突变：3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突然宣布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5月底至6月初，政府相继兼并有发钞权的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11月，政府发布金融改革令，放弃银本位制，实施纸币政策……
据著名领导力培训专家谭小芳(www.tanxiaofang.com)老师了解，在1935年，由于受白银风潮冲击，银行、钱庄纷纷倒闭，银行家和企业界的日子极不好过。然而，有一个人却步步胜算：新任中行、交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钱业监理委员会理事，法币发行准备委员会委员……加上原有的中汇银行董事长等职务，他不仅在银行界牢牢扎根，且一举成为金融界的领袖。这个人，正是“海上闻人”杜月笙。
1935年10月，英国政府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抵达上海。为摆脱白银外流引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困境，中国政府紧锣密鼓地酝酿与准备币制改革，李滋?罗斯作为币制改革顾问受聘前来。当他得知中国法币发行准备委员会委员名单中竟有杜月笙时，感到难以置信。杜月笙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黑社会头目，从事烟、赌、娼，与黄金荣、张啸林一道，并称“上海三大亨”。李滋?罗斯不明白，为什么国民政府竟允许杜月笙这样一个黑帮头目进入币制改革核心机构？
孔祥熙告诉他：杜毫无疑问是个大投机分子，也是个黑帮头目。但是，在上海，杜手下有十多万人，他随时可以给你制造出骚乱来。事实上，孔的回答只是说出了杜月笙的一个侧面。此时的杜月笙，不只是家喻户晓的黑帮头目，也是上海金融界呼风唤雨的领袖，是国民政府在金融界的代言人。
6年前，杜月笙的头脑中也有类似李滋?罗斯的困惑：南京政府建立，虽然自己协助“清党”有功受到蒋介石赏识，同时依靠经营烟赌聚起大量钱财，但是黑道生意毕竟不能长久，也摆不上台面。如何能真正让上流社会承认并接纳自己？跻身金融圈、与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较高社会地位的银行家们建立密切联系，是合适的选择。选择银行业并闯出一片天，成为杜月笙转型的关键一步。谭小芳老师（预定领导力培训，请联系13938256450）为我们总结了他成功的七点建议，姑且称之为杜月笙成功的七宗最。
一、进军银行业
1929年3月，杜月笙创办的中汇银行正式开业，注册资本50万，实收25万，规模非常之小，但这是他迈向银行界的起点。台湾作家章君榖在《杜月笙传》中称，开办中汇银行，是出自在银行工作的门生田鸿年和亲信苏嘉善的提议。田鸿年说：“杜先生，你用铜钿都是大来大往，你为啥不开一家银行，一来进出有账，二来临时需要轧头寸，也可以在自家的银行里调拨一下，来个自摸不求人！”
苏嘉善向杜进言：“办银行，第一讲究信用，其次要看老板兜不兜得转，这两项，杜先生都是条件充分，毫无问题的。杜先生你立身处世四十年，谁都晓得你最讲究一个‘信’字，黄浦滩上到处在说：‘杜先生闲话一句’，这‘闲话一句’就是你最大的本钱。”
苏嘉善笑称：“法租界上这烟与赌两档生意，都是银行大客户，旁的银行对这些客户垂涎三尺，杜先生办银行，却是顺理成章，一索即得。”杜月笙办银行，的确有一举两得之利：一则为其鸦片贸易及其他黑色收益开辟合法渠道，将钱洗白；一则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强固的政治背景和兜得转的手段，进军银行业乃至工商业，跻身上流社会，将人洗净。
二、重视文化
杜月笙曾这样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失学儿童的痛苦经历，让他永生难忘。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很看重文化。成名后，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养，门厅高悬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时时鞭策自己。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处世方式；他勤练书法，签名写得相当漂亮；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不论天气多热，他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三、重视教育
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10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
四。爱国情操
1925年5月15日，日本人开设于上海的内外棉纱厂由于虐待童工引发罢工事件，日本人竟用手枪射击手无寸铁的工人。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怕此事引发中国人的抗议，利用各种手段将此事强压下来。马超俊（后来曾任职国民党农工部部长）辗转听到了这些消息后，与在上海的国民党人商议决定，联络绅商学工各界做正义的声援。他们初步决定5月30日在上海九亩地举行民众大会，向日本人提出抗议，但需要有一位“最有群众力量之人”加入。民众大会筹备当局认为杜月笙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希望他登高一呼，广为发动。杜月笙当时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一定尽力。”事实证明，在以后的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杜月笙恪守了这一承诺。
五、热衷抗日
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到救国捐款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他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用以劳军。八一三抗战后期，他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20万个饼。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发动与组织上海各界力量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6。杜月笙还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荷兰进口的一千套防毒面具，赠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
六。淡薄钱财
1949年后，杜月笙想去法国，希望蒋介石给他办护照。老蒋说，护照可以办，先交15万美元手续费。杜月笙仰天长叹，才明白天下最狠的流氓原来不是他姓杜的。杜月笙晚年，拿出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全部予以烧毁，并告戒后人不得追讨余债。其中光是王新衡就欠了杜月笙500根金条，还算是少的。杜月笙去世时，只留下了10万现金，每个老婆各拿一万，儿子一万，未嫁的女儿六千，已经出嫁的四千。据其女杜美如说，杜月笙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七。热爱慈善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