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和手下的一批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创建了一个精干、廉洁、高效的政府系统。经贞观初年的机构精简，房玄龄、杜如晦将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人裁减为643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府裁员和机构精简。“精兵简政”不仅节约了政务开支，而且还有利于打造廉洁、高效的管理团队——大家都忙于干正事，事业心和正气会得到激发，而奢侈腐化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就相对较弱。初唐时期，官员大都比较清廉。魏征死的时候家无余财——他把所得的赏赐全用于赈济灾民了。中书令岑文本住的房子又小又湿，家里同样清贫。尚书右仆射、历史上有名的帅哥温彦博同样不治自己的家产，他死的时候，家里连体面一点的吊丧场地都提供不出来。

 

　　那么，精简过的政府机构又是如何变得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的？曾经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又是如何变得腐败污浊的呢？《旧唐书》记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也就是说，等武则天称帝之后，她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另设机构，安插亲信，笼络读书人。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腐败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腐败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开花节节高”。史学家钱穆计算，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到开元年间，官俸数倍于唐初，天宝年间又数倍于开元，接下来，“大历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数倍于大历。”屡次加薪之后，官员的薪水越来越高，而百姓的负担则日重一日。唐德宗时的大臣沈既济曾痛陈官场之弊为“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沈既济的说法切中肯綮，可是，在末世悲风之中，“官满为患”的弊端始终也没能革除。

 

　　可以说，唐朝前期之所以能开创“贞观之治”，与“精兵简政”的机构改革不无关系，而后期的衰落，则又与“官满为患”密不可分。大唐王朝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官满为患”的极大危害。历史是现实的镜鉴，对此，我们焉能不察？

 

　　好在，今人比古人聪明，体现之一就是不仅看到“官满为患”的残酷现实，而且还想出了制定《编制法》来从制度的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我想，此事光靠《编制法》恐怕还不够。《编制法》是“堵”的，“堵”之外，还要“疏”。刘锡荣也说：“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那是历史的倒退。”为了不让大学毕业生都挤到考公务员的道路上，我们显然还应开辟更广阔的就业渠道，同时还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及“当官发财”的现实土壤。而要做到后者，除了加大对官员的监督，“把权力管在笼子里”，似乎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