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上述任何一个问题即便只是厘清基本事实，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回答？好在上述四位央行高官不仅学术有成，从事金融工作也已良久也，能够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简约回答也能兵来将挡，大有急智。但妙应似的脑筋急转弯，毕竟不是中国“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的标准答案，相当多问题仍需从长计议。

 

　　周小川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华网记者提出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会释放4000亿资金)，而这些资金的释放是否提振了股市的信心？这个资金是否会流向房市？我们如何减少它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毫无疑义，这是一般舆论对新增流动性去向比较希望得到答案的问题，因为关心财产性收入是人之常情。但从对流动性描述的一般理论来说，却的确存在着基本误区。因为市场流动性不能提前预计，大部分情况下人们都是在事后才知道流动性的泛滥之所在。央行货币政策的紧或松，和地产价格的波动或股市的波动基本难以建立明确的关系——— 比如可以确切地说央行货币释放多了，股价和楼市就一定会涨；释放少了，就一定会跌。2007年中国股市和楼市齐升，但那时央行的货币政策是从紧的。而之后央行货币政策或紧或松，楼市都在涨，而股市基本都是萎靡不振的，可见这之间的关系难以量化。

 

　　对于这一点周行长的答复十分明确，也十分客观专业，他说：“存款准备金率如果下调释放出资金，它是广泛地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向，也就是说银行有更宽的流动性头寸以后，可以按照它日常的贷款分布向各个部门发放，因此没有一个典型的方向，比如像您所说的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者是不是主要会流向房地产行业……”

 

　　从资本市场长期是均衡化的条件下看周小川的回答，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因为央行释放的基础货币，是需要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才能放大进入市场。但市场构成是复杂的，既有楼市、股市，也有诸多平凡的实体企业，和比之楼市股市更加虚拟或者更加暴利的高科技企业，以及需求更为广泛的零售客户(房贷、车贷和信用卡消费等)。

 

　　这些细分市场里的机构和消费者，都是商业银行的客户，在充分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盈利偏好很难集中为一点或者两点，它们或投行对机构，或信用卡对消费者，各自形成自己的盈利点，组成一个丰富的市场，达成流动性周转的丰富性，表现出周小川所说的流动性没有典型的方向。但周的回答显然忽视了中国金融市场目前还不具备一个均衡市场所需的基本条件。首先，中国金融市场没有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的均衡博弈；其次，没有广泛、平等、有效的金融市场参与制度。而没有这两点，市场流动性即使没有楼市、股市的典型方向，也不会均衡，而会形成其他典型方向——— 比如信贷向国企倾斜。而这种倾斜却违背了资本受市场利润率驱使的基本规律，事实造成了中国银行业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而是按照行政命令来经营。

 

　　这次“两会”提到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问题，不是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而是银行暴利。虽然周小川认为中国银行业利润较好“可能有多种因素，其中有一种因素是存在很大的周期性”。但是，如果中国经济目前正在受到经济周期低谷的考验，银行业就应该和实体经济一样，整体出现利润下滑才对，否则怎么可能对称(海外市场就是如此表现的)？何况中国金融业相对其他行业(比如中国制造闻名世界)原本市场化程度就低、市场竞争力就弱。

 

　　但吊诡的是，2008年以来中国的商业银行虽然也受到市场的冲击，然而利润非但没有下降，相反还在次贷危机之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固然有银行经营能力提高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肯定不是中国的银行业进入了全球独步的景气周期里，而是拜政府扩大投资所赐。政府投资不仅产生了更大的信贷资产(中国的银行业80%以上的利润来源于信贷资产)，还加强了对银行的投资(不仅通过财政部全资的中投和汇金注资各大国有商业银行，还对它们在一直熊市不休的股市上进行大规模的补充资金的融资开放绿灯———2010年仅工行就融资超过了710亿元，相当于其2010年核心资本金的10%强)，使得它们有能力持续经营。

 

　　如此情况下，讨论货币政策新增流动性的典型方向基本毫无意义。对此周小川做了一个解释，强调存款储备金的作用主要是对冲外汇占款，而这是中国金融市场行政化最极端的例子之一，中国的外汇管制世人皆晓，那肯定是比贷款向国企倾斜和政府投资维系银行、对金融市场正常均衡的冲击还要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