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否求得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长波增长周期，既取决于“十二五”期间经济战略转型能否实现根本性突破，也离不开一大批按照市场规制约束自己行为的市场主体的责任担当。

　　这其中，以央企为代表的“国家队”必须真正实现行为角色的市场化转换；而在未来经济增长棋局中可能担当更重要地位的民营资本，理应且须尽快获得在垄断行业更低的市场准入门槛。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7日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坚持国有企业的改革，打破垄断，进一步在金融、能源等领域贯彻新的36条，也就是让非公经济、民营经济进入这些领域，将在上半年制定这些细则。而在6日，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在回答人民政协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民营经济进入金融领域不存在明显的阻碍和限制。

　　在“改革”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关键词，且中国经济增长波段可能面临微妙切换的当下，包括相关部委在内的中国经济操盘手们，已经越来越重视思考如何破解制约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约束瓶颈。

　　如果说，从改革开放到“十一五”规划这32年间，决策层基于做大财富蛋糕而偏好于经济增长可以视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亦即整体收益大于成本的一种次优选择。

　　在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迈上6万亿美元台阶且有较强的财力支撑的今天，若依然忽视经济领域有日渐膨胀趋势的系统性风险且不能找到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则中国经济短期内可能面临的难题是硬着陆，中长期的危险则是：在经济内外严重失衡且无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之后，中国既有可能在失去原有比较优势的同时又错过了培育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在未来10-20年的发展前景，已经不是投资、消费、出口相互之间如何排列组合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键领域改革的进展程度。

　　从口号提出到化为行动已有16年之久的中国经济转型，之所以迄今尚未取得令广大市场主体认可的实质性突破，既有可接受的客观原因，例如，为了因应国际金融危机而祭出凯恩斯色彩浓厚的经济刺激政策，事实上就是以牺牲经济转型为代价的。

　　但更多时候，是由于作为最重要市场主体的政府，在扮演了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推手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经济转型的阻力。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每年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点中发现：真正能够完成的很少有超过50%的。不少关键领域的改革要点，往往是年复一年地口号式提出，年复一年地一拖再拖。

　　当然，这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发改委本身的不作为，而是在既有发展思维的刚性与政绩考核机制的约束下，在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下，不少治本的改革措施迟迟不能落实。

　　近年来日益从幕后走向前台的既得利益者抑或有人称之谓既得利益格局中，就包括握有巨大优势资源乃至政策资源的央企。尽管没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它们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家责任担当中一直承担的重要角色。

　　可见，中国经济能否求得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长波增长周期，既取决于“十二五”期间经济战略转型能否实现根本性突破，也离不开一大批按照市场规制约束自己行为的市场主体的责任担当。

　　这其中，以央企为代表的“国家队”必须真正实现行为角色的市场化转换；而在未来经济增长棋局中可能担当更重要地位的民营资本，理应且须尽快获得在垄断行业更低的市场准入门槛。

　　作为宪法赋予的相关制度安排载体，央企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会在中国经济棋局乃至参与国际竞争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从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来看，未来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将集中于对重要产业控制权与重要资源的争夺。

　　这其中，央企无疑拥有难以取代的行为空间。假如中国经济在2020年左右实现与美国经济在规模上的比肩，必定有50家左右可以与埃克森美孚、GE等美国一流企业分庭抗礼的中国企业作为实质性支撑。而其中大多数应当是目前已经在规模上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央企。

　　不过，央企的行为边界不可能无限制扩大，也无法做到覆盖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而从过去30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来看，得益于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得到了显着优化，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营商禀赋不断激发出来，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

　　加上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

　　在关乎民生的就业方面，民营企业的作用更是远远大于国有企业。过去几年，民营经济创造了中国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在浙江省，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了90%。但总体上说，民营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行为空间依然受到较大的约束。特别是在垄断性行业，民营资本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

　　令人期待的，不仅仅是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规则的尽早出台，更期待配套的改革措施能够得以真正落实，尽快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唯有如此，有条件的民营资本进入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才能真正激活市场，提高效率，增进消费者福利。至于热望信贷消除歧视的中小民营企业，政府和银行理应倍加关心。

　　不否认某些民营中小企业确实市场信誉不佳。在缺乏坏帐准备金和贷款担保的情况下，银行为避免承担风险而对民营中小企业惜贷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但绝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是非常珍视自己的市场信誉的。

　　只要政府完善担保制度、允许银行增加坏帐准备金，并积极创造条件让民间金融发挥建设性作用，给民营企业足够的“机会”，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完全能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