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模式才是提振经济的良方
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日前在北京表示：“中国现已走到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要想把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过去30年增长率一半的水平，必须赶紧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他的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引领世界从衰退走向复苏。但是，中国经济热后，也暴露出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如由井喷式的银行贷款融资加速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大幅增长，使得中国经济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于是，各界呼吁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靠拉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当务之急。世行称，中国如果不应对一系列紧迫的问题（从政府干预经济，到社会不平等、法治薄弱和环境污染），就会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经过30年年均10%的增长后，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商品出口国，但有证据显示，这种依赖出口、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正在失去势头。世行预测，即使稳步实施了改革、避免让中国经济遭受冲击，到2021年时中国的年增长率仍将降至5.9%，到2026年时更是将降至5%。即使是按这种较低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时中国仍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届时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将堪比1870年的英国或1945年的美国。
我国的发展模式一直是高度依赖出口和政府主导投资，这套旧有经济模式实现了20余年的快速增长并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但该模式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早在美国信贷泡沫破裂之前，国人就认识到，这一高度依赖出口和政府主导投资的旧有经济模式已经捉襟见肘。随雷曼兄弟破产而来的全球性衰退却给了这一模式的缺陷骤然的轻松解脱。当出口骤降，工厂关闭，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失业时，政府推出的刺激计划，国有银行发放的新贷款狂增。不过，这些拯救措施尽管对于恢复短期增长非常成功，但却可能加剧使我国经济首当其冲地遭遇外部需求振荡冲击的结构性扭曲。
随着全球危机风浪减退，我国经济逐浙企稳回暖，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必须释放消费者支出，以实现可持续增长。提振消费已经提上我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政策议程。一个更多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将会更为高效地配置资本和资源，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加公平地分配增长带来的利益，甚至还会更快地增长。达此目标有待于各项改革，包括加强财政体系、促进“绿色增长”、扩大社会保障、降低不平等程度、鼓励创新以及让中国金融业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等。
在基本情形下，我国的消费将会增长到占GDP的39%，仅仅比当前的水平高3个百分点，这使仍然严重依赖出口和政府主导的投资来实现持续增长。在政策情形下，消费可能占到GDP的45%，仍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水平。然而，如果致力于拓展情形中所设想的更积极的综合改革计划，就能够在2025年将私人消费提高到占GDP的50%以上。越过这一门槛后，消费率就可能与欧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旗鼓相当，让我国经济跨入新阶段。综合性改革还会以每年净增新消费1.9万亿美元的贡献，进一步充实全球经济，使我国在全世界总额中占据13%的份额——这比不做进一步努力的情形要高出4个百分点。
实现拓展情形的目标绝非易事。必须在多个方面从政策上持续不懈地进行努力，将鼓励私人消费的比较直接的措施、国家医疗卫生和养老金制度的根本改革、以及经济基本结构的全面改革结合起来。在未来15年，我国可以现实地指望大大提高私人消费在GDP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但是，这只能在如下的情况下实现：政策制定者摆脱当前的发展模式并采取与中国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大型市场经济体的地位更加适应的新政策、新结构和新机制。这种转型尽管令人望而生畏，但产生的回报却物有所值：一个更加稳定和公平的经济，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使公民免受外贸的震荡冲击，并能以可持续性更高的方式为全球增长做出贡献。
在努力促进私人消费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尽管对于发展中经济体中私人消费的“健康”水平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是，个人消费几乎从任何指标来看，都可以说是“贫血”。2007年，私人消费总额为89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消费市场，位居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但是，相对于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消费影响力却很不相称。我国的消费占GDP 的比率仅为36%，是美国的一半，欧洲和日本的2/3左右。事实上，我国的消费占GDP的比率在除沙特阿拉伯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沙特的石油出口占据了经济产出的很大份额。事实上，消费占GDP比率自1990年以来已经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还在继续下降。尽管消费率下降在发展中经济体中颇为常见，但是，这种下降的范围和幅度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驱动的全面工业化期间，私人消费仍占GDP的50%以上。在日本和韩国，在工业迅速发展时期，消费率仍保持在50%以上。
我国消费率低的根源有行为方面的原因，也有结构方面的原因。我国家庭的储蓄能力极其高：家庭的平均储蓄率为其可支配收入的25%，比例惊人；大约是美国家庭储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事实上，我国的储蓄率比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GDP加权平均数还高15个百分点。节俭的影响是复杂的，在许多方面是由结构特性所引起的，这些结构特性限制了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我国的家庭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大约56%，欧洲的这一比率超过60，而美国则超过70%。有些结构因素会让收入流向消费者之外的渠道，并阻止消费者消费本来就不大的份额；若不解决这些问题，任何大幅度提高中国消费率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成功的希望。
导致我国消费者不愿意更加自由地花钱的最常见原因，可能是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网。我国的消费者之所以过度储蓄，消费不足，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健康保险，而且不能指望政府或雇主出资的计划在他们退休后能安享余生。社会福利计划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但是，将健康和退休保护扩展到数以百万计没有保险的公民，从道德上说是势在必行。从长期看，修补社会保障网将会缓解对于未来的忧虑，并增强消费者的信心。但是，在2025年之前，更出色的健康和养老金保障并不会显著提高个人消费。在评估其对消费者支出的影响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是，由谁来支付费用。如果提高健康和退休金福利是通过更高或更普遍的工资税来支付——这几乎是肯定的，那么，家庭感到需要储蓄的压力就会减小；但是，经过扣款之后，他们能用来消费的钱也更少了。因此，扩展健康和养老金保险的主要影响是分配性的，将为穷人提供福利的所需成本转移到中高收入家庭身上。此外，扩展健康保险的任何努力可能都需要国家大幅增加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并由此提高政府在总消费中所占的份额。
总体来看，即使是全面扩展我国的健康和退休福利的成熟计划，也不会大幅提高个人消费占GDP的份额。这种改进至多只能将这一份额在2025年基本情形预测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百分点。要真正摆脱旧有模式，需要进行艰难的经济和政治抉择，而且肯定会遭遇反对。然而，从长期看，这种转变无疑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