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上篇说到1989年5月中旬，我在宁波大学任教的日子）
1989年5月16日 星期二
    下午，我给陈素华打电话：
我：星期天我为我堂妹调动的事去定海了，没来赴约，真对不起！陈：这又没有什么了。
我：你等了很长时间吧？
陈：嗯，我想有时车子一小时不来也是有的，我还以为是车子晚了呢。
    这姑娘太善良，太老实了！我约她今晚来我宿舍，她说下班后吃了饭再来；我后来看到外面在下雨，又打电话约她星期四中午在江厦公园见，她也没说什么，这姑娘很随和。
    晚上我给沈芳打电话，说给宁波七中那姑娘介绍对象的事。
    今天，宁波职大托人把授课的聘书给我带来了，我准备星期四上午去那里再谈谈条件。
    我写给王太喜的信退了回来，他已经不在《海南经济报》社工作了。
    张玉洪来信说他5.1节结婚。我今年年前给他寄去贺年卡，他连贺年卡也不回一张；他去年来西安，连一起去吃顿饭都不说。这我就不想送结婚的礼钱了。
    我在宁波大学校内的学生宿舍楼里住着，这里没有电视，消息很闭塞；5月13号下午开始的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这么大的新闻，我今晚才从报纸上看到。
1989年5月17日 星期三
    今天上午，宁波大学校园里乱哄哄的，学生罢课声援北京学生；午饭后，学生们打着横幅，上街游行去了。我们法律系有几个年青教师，比如北大法律系毕业的硕士研究生郑孟状也跟着去了。到晚上6点多钟，校车才把学生接回来，食堂也为此延长了开饭的时间，专门等学生来吃饭。
    晚上，很多学生都跑到校内的小宾馆去看电视了，我也去了。天安门广场上那幅悲壮的影像令人震惊！前一阵，大学校园里弥漫着浓浓的经商热使很多人忧虑！这两种似乎是南辕北辙的现象，居然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了，怎样解释？如何分析？
    国民素质总体来说还很低，少数热血青年们想用鲜血来唤醒民众，然而，麻木了的神经还可能医治，坏死了的神经就回天无力了！许多人并不理解北京学生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我去领豆时，就听见一个中年人说：“北京学生不吃饭去请愿，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如果大多数国民都能想明白这个问题，那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
    一九一九年，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后三年，一九二一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那么，这次平地惊雷般的的政治运动会过后，又将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呢？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益呢？历史会怎样来评价它的丰功伟绩呢？
    学校给教职员工们发蚕豆，每人十斤；下午我和办公室的行政秘书冯惠玲、系资料员邬爱萍，三个人找了辆三轮车去把我们系老师们发的蚕豆都拉了回来。这种带壳的新鲜蚕豆，听说市场价是1角5一斤，十斤也只有1元5角钱；可我们要把这近200斤蚕豆全都抬到四楼办公室，好累呀！
1989年5月18日 星期四
    学生们继续罢课，上街游行，声援北京！
    早上，我走出宿舍，只见学生宿舍楼上，许多窗口都挑起了标语横幅：民主自由万岁！惩治官僚官倒！
    我和陈素华约好的，今天中午12点钟在宁波市中心最繁华的老江桥边上的江厦公园见面；谁知我在孔浦1路车起点站，等车就等了一个小时，到公园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小陈当然不会还在哪里了。
    我去城隍庙吃午饭，牛肉面和牛肉细粉汤：面从7角一碗涨到了8.5角；汤从9角一碗涨到了1.1元。
    然后我去宁波市业余职工大学，把讲课的事辞掉了，他们原先就不太相信我，这我讲起来就没劲了。
    在职大的办公室里，我和小陈通了电话后，我一路走到了高专。其实也没法坐车，学生游行的队伍把交通都阻塞了；过往的行人和商店里的职工都在驻足观看。
    我几次失约，小陈一点也不生气，也不提那些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见了我她很高兴，她陪我在高专那不大的校园里转了转。她在宁波高专的校长办公室里做秘书。她不太爱讲话，还像上一次见面时那样主要是听我讲。我怪她不应该把上星期天我失约的事告诉给王处长；王处长原先说我妹妹和妹夫的工作好安排的，那以后她就说不好安排了。小陈说：“看来你对王处长很不满了。”我猛然感到不好，我不该在小陈面前讲王处长的，这姑娘没什么心计，什么都会去给她母亲讲的，她母亲又肯定会去给王处长讲的。
    晚上，很多学生挤在小宾馆里看电视，这几天的电视新闻成了最引人注目的电视节目：6点整的《浙江新闻》，7点钟的《新闻联播》，9点档的《宁波新闻》，和10点时的《晚间新闻》，都有许多人专门去小宾馆看新闻，看完新闻就走。我走过学生宿舍楼的时候，能看清晰地听到里面传出来半导体收音机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午我在汽车站，一个小修表铺里有一个收音机，很多人都围在那里听午间新闻。大家都很想知道：北京乃至全国，这次的政治运动进行的怎么样了？新闻节目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魅力！有的学生甚至是一边吃饭一边看新闻。我今天晚上回到学校时已经快7点了，为看《新闻联播》，我买好饭后、径直端到了小宾馆，一边吃一边看。我在回校的公交车上碰到了徐剑虹，他一看已经6点半了，顾不得去买饭，就跑到同事丁寰祥老师家去看新闻了，尽管他嘴上说着饿死了。
    新闻节目以其直击现场的特色，在社会上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显示出极大的魅力来，这阵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真实的新闻报道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呀！尤其是电视新闻：以其直观、快捷的特点，胜报纸一筹；以其有声有色的特点，又胜广播一筹，这次，充分地展示了它特有的魅力！
1989年5月19日 星期五
    今天校园里不那么喧闹了，平静了许多。
    连着几天，我给沈芳打电话，都找不到她；我想，她对我的事不是很上心吧！
    我们发的蚕豆，我借邻居老师家里的煤气灶煮了一大锅，只放点盐，昨天上午煮的，到今天还没吃完；要是在家里，多放点佐料就好吃了。
1989年5月20日 星期六
    清晨6点半，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来人是同事罗俊明。他让我听广播，说早饭后到系里去讨论一下，该如何做学生们的工作，说北京已经是半军管状态了，说完他就匆匆走了。
    我站在晾台上听校园里的广播，很模糊，听不太清楚：先是李鹏讲话，再是杨尚昆讲话，大约有半小时。我太瞌睡了，一觉睡到9点才起来。到系里，并没有开会。阶一教室在放录相，还是早上的讲话，我又完整清楚地看了一遍。很多学生和老师都在看，有的学生一边看一边时不时地狠狠拍一下桌子；多数人看完后一言不发、心情沉重地走出教室。
    我感叹：中国何时才能有真正的民主呀！靠戒严和军管稳定时局，不应该是一个民主政府的正常做法。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在一个专制势力相当强大的国家里，试图靠自残似的绝食方式来唤起当权者的同情心、怜悯心，以乞求得到民主权利，真是幼稚之极的幻想，学生们也太纯洁、太善良了！
    上午冯振堂书记告诉我：我们学校聘请的北大法律系来我们法律系兼职的系主任盛杰民来信了，他让我下学期讲《法学概论》课；之前我给北大另一位来兼职的副系主任王守渝写的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中午吃饭时和下午，我一直在给冯书记讲这个问题，他说暂时先这样安排，等系里的教师配齐后，再重新调整。
    今天晚上的《新闻联播》，重播了李、杨的讲话，然后是北京市政府发布的三个戒严令，开始动武了！晚上，我又听到《美国之音》广播说：赵紫阳反对用武力镇压无效后，已提出辞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要求李辞职。国内新闻开始封锁了，北京实行戒严的情况。一点也听不到。
    晚上8点多钟，学生宿舍楼前聚集了许多学生，有人在布告牌上贴出二条消息：一是北京一女学生因绝食而死；二是北京三名学生自焚抗议。学生们抬出了几个花圈放在楼前，还播放着哀乐；一些学生自做了小白花戴在胸前，以哀悼北京为争取民主而死亡的学生。收音机里，传出《美国之音》对中国事态的报道。学生们聚集在一起，明显对镇压很气愤，但又不知该怎么办，该做此什么；大家都在小声议论着，但没人敢站出来发表演说，阐述自己的观点；学生中缺乏有演讲才能的人、缺乏有胆识魄力的人，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为了自身利益、都缩在后面不露面，有人叫着去游行，但没有人真去。直到晚上12点，这些学生还不愿散去。
    今晚我好容易给沈芳打通了电话，她说现在正忙于拍片子，明显没有原来的热情了；大概是嫌我上星期天去她家里吃饭没拿什么东西去吧！也可能是我这一阵频繁主动地给她打电话，她自以为我有多少事要求她。我问她星期天有没有时间，她还以为我又要去吃饭呢，楞了一下，赶快说她这星期天有事；其实，我是想让她来我们学校看看，看来，她是不愿意给我帮什么忙了。
1989年5月21日 星期日
    到今天，我来宁波大学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可我的感觉，像是已经来了有好几年了；生活、工作和社会上的许多事情，搅得我头昏脑胀的。
    我给沈芳电话，可一直打不通。我也不知道星期天会有什么事，主要还是对小陈没有多少本能地热情，我就没和小陈约见；其实，我现在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和她加深感情，而是如何才能较少伤害地回掉她。真难：我既不能伤害了她，又不能让王处长生气，所以现在我迟迟下不了决心断了这种关系。当然，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她的家庭条件很难得，本人也很老实。我思前想后、犹犹豫豫，盼望父母能来给我拿个主意。
1989年5月22日 星期一
    早上我一到系里，就看见了两封信：
    一封是张玉洪来的，他刚结婚就说出了这样的话：“婚姻是一座城堡，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我这刚进门的人，就想退出大门了。”又说很想小波，初恋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至今他还深深地眷恋着小波，这种恋情至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而转移到别人身上。张玉洪和周小波是一对至今仍互相深恋着，却终究没能走到一起的可怜的人儿！上帝总是喜欢给恋人们开玩笑，残酷地把炽恋着的人撕开，抛向两边，让他们永远也不能结合在一起。
    另一封信是文霞来的，寄来了她和宁建填好的人事调动登记表了；我马上去我们学校的建筑设计院问了，院长说宁建的大专学历太低了、不要宁建，我看主要还是我这介绍人人微言轻吧！
    受玉洪之托，我给周小波写信，问她近况如何；我又给文霞写了封信，让他们先不要过来；第三封信是写给小光的，问他现在北京的情况。
    北京的消息封锁得很严，我们校园里的黑板栏上，不时出现学生们写的最新消息：北京消息；许多人都在看，我看里面有真有假。
1989年5月23日 星期二
    早上我一去系里，罗俊明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等北大法律系特聘来兼职的王、盛二位主任来，就讲课的事和他们面谈。他安慰我：实在不行，还有一年北大特聘主任的期限就满了；到时候，新主任将在现有的高职称教员中产生，可能会变过来。他让我不要着急，更不要走，说我这样的人材哪里都要，走了可惜了，调动工作不容易。
    校园里的黑板报栏里，贴上了“民主墙”的字样：贴着告同学书和倡议书；用粗糙的毛笔字写着的新闻；各系教师贴出的罢教声明和上面横七竖八的毛笔字签名等。这里眼下成了校园的最热点，有人端着碗边吃边看着，有人吃好饭了拿着碗看着。罢课仍在进行，但目的并不明确，只是声援北京学生。这个国家地大，虽有加快国家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强烈愿望，但对怎么治国，学生们普遍感到很迷惘。
   我认为：我们这个国家地大、人多，传统文化又根深蒂固，不管是冲锋在前的学生，声援学生的知识界人士，还是进退两难的现政府官员，都不知怎样才能使这个国家高效地迈向现代化的社会。因此才会出现“民间怨声载道，官方一筹莫展”的现象。这场运动，虽然起因是学生要求官方正确地评价学潮，但这只是起了个导火线的作用；后来声势浩大的声援，各界已经不仅仅是从怎样评价学潮这一点来考虑了；平时民众心中蓄积已久地对官方措施不利、治国无方的愤懑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爆发口而猛烈地喷发出来了！从而形成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规模最大的一场爱国民主运动。
1989年5月24日 星期三
    今天校内的黑板报栏内又贴出了许多消息，吸引着大批师生的整日围观，有的学生边看边抄，我也抄了几份。
    《宁大民主报》宣告诞生，墙上贴着的作品形式多种多样。当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天安门广场诗抄曾风靡一时；现在校园里出现的学潮文学中，形式则更加丰富，除了诗歌、杂文外，还出现了广告、寻人启事等文体，体现了时代特色。另外还有一篇文章以编年史的方式，罗列了建国以来党的历次重大事件，结尾处加了一句：由此看来，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吗？角度新颖、构思奇巧、发人深思。
    有一篇名为“革命家谱——当代中国名人录”的文章，列举了三十位在党和国家占据了重要领导位置的人之间的裙带关系，或是儿子、或是女儿、或是女婿。虽然没有一句评论，但是现有政治体制中，人事管理体制的弊端已经一览无遗了：家天下、裙带风，严重到何等程度也全都表露出来了！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去？为什么许多大的经济犯罪追查不下去？为什么大批人材在国内无用武之地，纷纷外流？这种庞杂的关系网、繁复的人际关系，到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怎么去改？怎么去革？难怪中央举步不前呢！改革这项大战役，眼下外围战已经打完、该深入腹地了，然而，改革到自己头上就难了！这篇家谱文，许多人都在抄，令人震惊！怪不得政府老是禁止新闻自由呢，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全揭出来，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切标榜、一切粉饰，都将退去，政府还有什么脸面和威信呢？
    一篇名为“五月点歌台”的文章，用点歌的形式，用歌名来妥贴地比喻，让人既看到了中国的现状，又表现了作者的聪明和民主意识的深化。
    前几天有人还寄希望于李鹏下台、紫阳掌权、小平退休，还寄希望于明君地出现；今天，出现了这样的几行字：中国革命难道就这么简单：昨天四人帮下台，邓小平上台；今天李鹏下台，紫阳上台？这样的话，中国永远会处在人治的阴影下！廖廖数语，触到了中国政治问题最关键的症结，我欣喜地看到人民觉醒了！
    今天下午系里开会，选教代会代表和工会代表。
    妈妈寄给我100元钱。
1989年5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我收到了妈妈的来信，说因爸爸还没从合阳回来，所以，她还不知能不能来我这里。晚上，我回信，让他们尽量来。
    今天“民主墙”上出现了复印的《南洋商报》，上面几位中国人士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有方励之、王若望、任畹町等，特别是任对中国政治的分析，精辟之极！
1989年5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我去找王处长：一为评职称的事，她说新来的老师需要过一年的考核才能参评，我的双学士按研究生算，可以不考英语，以前的教学工作量也可以连续算；二为文霞、宁建调来宁波大学的事，宁建的工作我们学校的建筑设计院里不太好安排，我让王处长再去说说看。
    午饭时，我正坐在食堂里的餐桌边吃饭，王处长过来，问我和陈素华的事：她说姑娘一是看学识，二是看人品；老两口年纪都大了，想给姑娘找个靠得住的人。她特别希望促成这门亲事，我的弦外之音，她一点也听不出来，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下午，我听邻居王老师说，外语系办公室的女秘书王云路，27岁了，还没有对象，她是包玉刚妻子的外甥女；我问冯惠玲可有这事，她说等我和小陈断了认后，她给我介绍这个姑娘。
1989年5月27日 星期六
    这段时间，小宾馆的会议室里，天天挤着一堆人在看电视新闻。今天我又去看新闻了，一位女服务员说，电视已经搬掉了，宾馆嫌天天那么多人来，烦了。这下麻烦了：以后电视新闻也看不上了，单身生活可真是困难重重呀！
    今天，邻居王老师给我说，学校图书馆有个叫褚琴的姑娘，个子很高，长得也挺漂亮的，她想给我介绍；另外，她把我的情况给王云路讲了，开始王云路说不想找本校的，后来听听条件还不错，就说见见看。
    下午，我和冯惠玲聊了聊，她有意把她女儿介绍给我：冯秘书的爱人是宁波大学的副教授，独养女儿许玲在市房地局工作，中专文凭，1966年生，1.67米高。我想尽量在本校找，不行再找校外的，这样学校的房子好分。
    下午4点20分，我们学校在校区外面住着的教职员工们在教学大楼前等学校的班车，我见法律系同事曹致中的妻子、在校图书馆工作的尹老师也在等车，我随口说了一句：看你们图书馆有没有合适的姑娘帮我介绍介绍？晚饭后，我和邻居——一位在我们学校文化中心工作的女教师聊天，她也提到了褚琴。我想尽快结束我形单影只、粗糙简陋的单身生活。
1989年5月28日 星期日
    今天下雨。
    下午1点钟，我还是约小陈在江厦公园见面。她来时，穿了一件她父亲的宽大的深灰色塑料雨衣，和一双老式的黑色元宝套鞋，我觉得太老气也太土气了！她是骑车子来的，车后还夹着一把淡蓝色的塑料雨伞，不知是为我拿的，还是她准备自己用的。我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我们的关系上：我说我们上班地点相距太远，希望她能调到宁大来；她说这事原先就给王处长说过，王处长说二代人不能在同一个学校；她看我不太满意，有些伤心，她告诉我，王处长给她介绍过几个对象，都没有谈成。看得出，她是很满意我的，但我实在不喜欢这种朴素得没有一丝青春气息，老实得近乎呆板的姑娘。
1989年5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我刚收到父母的来信，说他们已经买好了西安到上海的火车票；下午5点45分，父母已经到了！正好赶上在我们学校吃晚饭，我忙去买饭；吃过饭，我又带他们在宁大的校园里转了转。父亲为我还没有确定对象而着急，母亲则不希望我随便找一个。
    中午，王处长对我说，小陈母女昨晚上她家去了，小陈要调到宁大是不可能的。她还说：“看你把什么看成是主要的，什么看成是次要的了；你要在我们学校找到小陈这种条件的，很难！要么你就随随便便找一个好了。”这话让我很气愤！我最烦别人随意摆布我的人生大事了。考虑到以后我还要在宁大呆下去，不能和王处长撕破脸皮了，我只能说：“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1989年5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我带父母进城。我们学校的澡堂停开了，我带他们去立新浴室洗澡，又到江厦公园坐坐，还去城隍庙吃牛肉面、喝牛肉细粉汤。父亲多次说到过宁波老江桥，今天他终于目睹了真容！
    晚上，我和父母在里厦礼堂里看电影，日本宽银幕故事片《少女的征途》，和国产片《风流女探》。
    学生们看电影的时候，一会大叫，一会大笑，父母感叹：大学生的素养太差了！
1989年5月31日 星期三
    昨天带父母进城玩得挺累，今天就没有进城，在我宿舍里吃吃睡睡、在学校附近转转；晚饭后，我们在教学楼前坐着聊天，商量以后父母该怎么安家。他们去附近的民房问了问，借间民房每月30元，但粮煤却不太好办；他们想去定海暂住，可是叔叔也不是很热情，没有户口，粮煤也很成问题。思来想去，还是要等我结婚分了房子，他们才能来这里安定下来。
    一边看着校园里主楼前那片大草坪和周围的小花坛，一边轻松随意地闲聊着，柔柔蜜蜜的风吹过，让人神清气爽，好享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