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政府、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本质

摘自《和谐社会主义政治学原理》第三章

         概念的发生，本身是一种对自身否定的矛盾运动形式。在没有确定任何一个概念文字之前，意味着“无数种可能”。一旦对某种事物形态表述确立为某种概念，局限就随之发生，与“无数种可能”构成了悖论关系。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内心出发来确认对同一现象的描述，从而发生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概念描述，概念方式可趋于无穷大。就像一个圆形，每一个点都可以绕圆一周，每个点都直通圆心。所以佛陀说十万八千法都是佛法，因为佛法是圆满的宇宙科学。宇宙中任何存在都发声普遍的逻辑关联，都可以直达宇宙本源；任何众生都可以发圆满菩提心与宇宙同心同构，实现人心与天心合一。从每个局部角度都可以通过概念来描述事物整体的状态，但这须依赖一种正确的宇宙方法论；更多的人们是缺乏符合宇宙客观事物运行、普遍有效的逻辑方式与方法论，陷入“瞎子摸象”的偏执理解之中。因此，概念的发生只是一种“真实的假象”。固执于某种文字文化文明的具体形式与先验真理，而排斥其他文字文化文明的具体形式与真理存在是荒谬的，最终必将人们引向愚蠢与灾难。科学与哲学的终极使命，就是从各种文化形态与宇宙万物中寻找共同的规则发现真理。因此，真正普遍有效的科学是宇宙科学，也是宇宙哲学；真正普遍有效的哲学是宇宙哲学也是宇宙科学；它们是宗教与科学、哲学的三位一体辩证统一。只有依托宇宙范畴内最一般规律的真理，人们才能在天地万物之间建立普遍有效的逻辑关系，才能恢复各个局部血肉相连组成宇宙大生命整体的宇宙理性，才能结束文化割裂文明冲突恶性循环的困境，在人间建立符合宇宙法则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秩序，实现全球文化形式多样价值统一的世界新思想。
和谐社会主义政治学认为：要正确掌握政治的本质概念与分析政治构建理论形态，首先既要避免完全依赖形式逻辑造成“局部有效、各执一词”表述的困境，更要避免陷入概念的假象之中跳不出来，掌握正确的方法论与逻辑建构；因此，和谐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建构，是用普遍有效的天道辩证方法论原则，与统帅形式逻辑基础上的天道辩证逻辑，以整体辩证的逻辑方式进行建构。它的理论特点是综合性、宇宙科学性、辩证性，避免理论单薄的线性局部与畸形结构，达成理论形态深度与高度、广度三位一体的圆满。
政治的起源与本来意义，是人类基于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和谐公共秩序的“心灵需求”而建立起来的集体管理服务机构——政府；没有家族、氏族、种族、民族、人类、星际生命的相应集合体，就没有政治与政府的诞生。政治是天然建立在各种个体集合组织基础上的社会统治治理功能；这些集合组织包括家庭、氏族、种族、民族国家、区域联盟、联合国、星际政权等形式。因此，政治之于个体权利而言，首先是要求每个个体服从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和谐公共秩序而进行一定程度的权力集中，这就是政治的本质与天然功能——集权。而政府的本质是执行集权的主体与功能体现。政府集权的目标是为了服务于每个个体的共同安全与公共利益福祉，形成公权力，因而执行集权的人们是官员公务员。官员公务员的本质属性与天然功能，不是损公肥私服务于个人或狭隘家族的利益，而是从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的劳作中获得报酬，从贡献中获得价值尊严。
集权本质上是集体中的每个个体心灵对公共价值准则规范的认同遵守。权力发生的本质是基于心里认同；公共权力发生的本质是基于公众心里认同而有效。世界话语权是基于世界人民心里认同而有效。小到群众意见，孩童抢苹果，大到利益分配的权力斗争、种族国族之间的战争，本质是心灵失衡后畸形意志的外在冲突展现。所以，官员公务员心灵失去政治信仰与道德依准，权力就会变质，公权力就会演变为私权利。民众心灵失去对公共价值的认同，丧失了政治信任，那么，公权力与道德就无法实现有效约束。私权利就会演变为暴力乃至组织革命，重建公共价值与政治秩序。所以，错误的世界话语权正确的运用可以是非颠倒、和平演变颠覆他国政权；正确的世界话语权错误的运用亦是道德难立、自毁前程，拱手将国家命运维系于他国。只有正确的世界话语权正确的运用，才能重树道德公共价值与政治信仰，扭转乾坤，澄清宇宙。
人权的发生是以人为本位，个人至上的人格取代了神格，忽略了人在宇宙大生命中的位置与上帝的关系；人权本质是心灵对自我行为与价值权衡选择边界的认同。一个人独立于集体与自然谈不上文明与人权。故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按其本性必须结合成共同体才能生存，国家或城邦就是由此而来，因此，人天然是政治的动物。那些人们企图躲避政治是幼稚的表现。
人权与主权、分权与集权、私权与公权力、私法与公法是对立互补、相生相伴的辩证统一。主权是民族国家或部落地区等大生命组织作为世界之林的个体对自我行为与价值权衡选择边界的认同。人权与主权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是发生的层次论域不一样。人权是体现于个体或集体，主权往往是民族国家层面；而个体集体运动历史的集合组成了民族史，现实的集合组成了正在运动中的国家。民族国家主权也是国民人权完整的集权形式。只有当民族国家升华等同于地球民族国家，原有传统民族国家主权消失，人权才真正的统一世界标准，相对于星际文明空间，组成地球主权。
人权组成了主权，主权是更高级的人权形式。主权也是人权，是更高集合体的人权。如果以形式逻辑思维来分析处理这种关系，认为人权高于主权，是片面不客观的。事实上人权与主权都需要均衡辩证分析处理。 （具体见下文“人权与主权辩证均衡原理”一节中的论述） 
民主的发生本质是通过程序展现每个个体心灵价值认同与目标选择；民主的目标本质是集权。无论代议制选举出议员还是直选制选出总统，都是每个个体心灵认同一定公共准则，接受制度规范与程序运行的后果，最后意志集中体现于议员或总统。在一个不讲道德鼓励损人利己的社会里，民主给人们提供了消极平衡的组织方式。也为狡猾有实力的资本家物色政治利益代言人，以形式公正的方式谋求并不公正的结果。民主在运作程序中，必须仰赖高昂的费用包装也许存在各种道德假象的公共目标，诱导并不真正知情的公众，从而这样的政治组织方式是被西方圣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弱智低劣的政体。
在东方老子与孔子与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五圣人看来，建立在知识与美德上的、符合宇宙秩序的圣贤智慧更为有效的直接体现集体与天下的公共目标，这种政治就是公天下的圣贤集权禅让制。这两种方式都是最后达成集权的目标。后者通过历史长时期的检验获得民众心灵的普遍认同形成公信力，前者是往往是短暂的繁杂的程序几年发现选出贪腐又重来的纠错过程；后者是相信人性可以获得提升，人们可以觉悟成长为具有神性大善、大灵魂、大智慧的圣人君子存在，后者是相信人性是不断堕落，人们只会成为具有兽性私恶与魔性伪善、小灵魂、小聪明的小人存在。不同的文化认同与价值选择，导致不同的政治运行模式。
政府是应人类谋求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福祉的和谐公共秩序而专门建立的组织形式，以实现政治集权管理服务的目标。在人类社会最初的政治生活形态中，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原始氏族共产主义”。它们的政治体制是以“天下为公”为灵魂的“圣贤集权禅让制”。每次禅让轮替，实现朝野利益的互补与动态均衡发展。受禅让的对象是代表“朝野混合均衡、共同利益”的国家圣贤人物。从而避免传统各种利益对立割裂互相倾轧的愚蠢的模式，实现利益互补、混合均衡、圆融统一的和谐政治模式。它的政治思维是普遍接纳阴阳矛盾关系的天道辩证逻辑。它的价值主张是符合天道宇宙法则均衡圆满之道的“利人利己、多方互补、动态均衡、整体共赢”为核心原则。
政治后来的发展由于人心失衡、思维偏执的“失道”特征，陷入逐恶行私的私有制极端，出现私天下皇权家族专制、资本主义恶斗民主、国家王权、政治立宪割裂的混合制度等各种政治模式，人们卷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丛林规则主导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政治远离了政治开始的初衷，形成了“政治悖论”。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是公天下圣贤集权禅让制的宪政模式，结束了西方政党恶斗互损循环与私天下的极端，实现了政治互爱、朝野均衡、整体共赢的良性、稳定、和谐发展模式。是符合天道宇宙科学要求的“混合互补、动态均衡、整体共赢”政治普宇原理的科学政治模式。
和谐社会主义政治学认为，中国的政治道统对政治真谛的理解，是遵循天道宇宙科学法则，存在对立互补辩证统一的关系。“政”，就是“正”之意，是先正自己之心、先约束好自我行为即“克己复礼”，以成就贤德圣人，然后才能影响他人与国家社会走向整体的善德善治，实现和谐社会天下大同；“治”与“政”对立互补辩证统一，治是通过先正自己的“政”的模范作用，带领人民实现集体的自我约束，以建立公共的和谐秩序，这个过程就是服务与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政治的本意，是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心灵与行为符合天道宇宙科学法则，在知行合一的历史与现实实践中，完成文化“自渡渡人、自救救人”，赢得大众民心的广泛认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秩序。故中国先秦有《尚书•毕命》曰：“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政治概念后来延伸，“政”指国家权力、制度、秩序、法令、外交、军事等；“治”则主要指教化管理人民实现国家安定。政治的功能是通过圣贤自治实现国家社会的自治。
西方政治概念开始就是指城邦公民参与统治、管理、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无论法语德语英语，政治概念都来自同一个古希腊语，考证最早记载于《荷马史诗》指城堡或卫城的含义，后同土地、人民、政治生活结合赋予“邦”或“国”的意义，衍生出政治等词。政治是实现个体与社会美德与共同和谐的工具。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师生的政治理想就是建立美德的理想共和国；亚里士多德说：“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
因此，在先秦与古希腊，东西方政治源头，都把道德伦理作为政治的核心。无论东方圣人老子、孔子、孟子还是西方圣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政治最终目的是为了度化拯救人们的心灵，实现个人与社会共同的道德境界与公共秩序。
后来的人们从不同角度层面给政治下了很多概念。
马克思认为，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各种社会活动与关系的总和。
凯尔森认为，政治是立法和执法的过程。国家是法律产物，是为了制定和执行法律而设置国家。西方马基雅维里与中国韩非认为，政治是“权术”、“统治术”，是为争夺权力、施展谋略、玩弄权术的活动。孙中山与麦肯齐认为，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列宁认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是参预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
和谐社会主义政治学认为，狭义政治学是以天道数理辩证逻辑为分析工具与科学基础，以人类为范畴，围绕政治集权与政府功能、目标、分工发展需要而开展起来的学术探讨理论研究。政治学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政府是下层基础，两者是互补又统一的辩证运动关系。政治学与经济学、法律学、伦理学并没有截然可以分明的边界线，相反，它们是一个互为关联互补支持的整体。因此，中义的政治学包含有经济学、法律学、伦理学，以及更为宽广的层面。从世界各个局部互相逻辑关联的层面辩证分析看待一切权力，实现人类政治与自治内外秩序的均衡互补良性发展，完成各种政治资源的最优合理分配形式，达成政治循环中各个政治链条的动态均衡良性运行。一切学科的分类型是一种假象。因为，在不同更高的层次，它们是互为关联的整体。政治学的发生，是人们要求组建公共组织满足构建安全、和谐公共秩序，需要时就产生了。公共安全，是指面对集体内部与外部自然社会环境发生的对个体、集体的可能危害；和谐公共秩序，包括合理分工、均衡交易、公正分配等，围绕公共目标的实现。
广义的和谐社会主义政治学就是科学共产主义政治学，它是对宇宙中心与高层时空社会秩序的在人间的重现。就是柏拉图理想中的依照天国秩序在人间复制创建的共和国家。它是依托天道辩证逻辑为科学工具，以整体有机的、辩证关联的、普遍有效的方式研究家庭、企业、社团、国家、全球政府、星际政府、宇宙政府等不同生命集域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共有规律的系统知识，它以历史与经验事实材料为基础，逻辑扩延至与之关联的心理、伦理、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军事、教育、天体，以及基础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一切领域，是普遍性有效的政治学。之于家庭、企业而言，家庭、企业管理服务就是家庭政治学与企业政治学。社团与国家就是放大化的家庭；全球政府与星际政府、宇宙政府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论域乃至论域为宇宙的大家庭。这种跨界，之于传统西方文化将之逐个分类开来导致学科支离破碎的治学范式而言截然相反，重新将各种事物之间本有内在的生命关联进行了逻辑的贯通表达，从而将中华天道真理呈现。
西方近现代政治学根深蒂固的陷阱，就是依赖形式逻辑思维为根基作为推理与制度安排及决策依据，依托一些局部的方法对政治学实行了分类研究，如定量分析、经验设计、个案研究、政治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政治行为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决策分析、政治心理分析等；而缺乏在统一的科学宇宙观与宇宙逻辑基础上，将历史与现实进行逻辑贯通的整体有机研究，以致陷入各领风骚数年昙花一现的学术短命现象。
它们将狭义政治学确定为研究国家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发展规律；而广义政治学研究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发展规律。政治学术中心在欧洲的时候，政治学重点研究一般政治原理和政治规律，国家、政体、主权、公民、制度和统治等，而忽视了支撑政治行为的政治心理与心灵科学。1903年后，随着现代政治学在美国形成发展，直到出现科学主义的新政治学运动，现代政治学里才有政治心理分析。一战前后，政治学领域的现实主义研究方法向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挑战；接继出现科学主义政治研究方法的“新政治学运动”，采用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改革政治研究，但是与心灵科学层面还距离遥远。以后的价值中立、定量分析、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纷纷融入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系统分析研究政治输出、输入、反馈等，放弃传统静态研究政治性质的方法，而追求政治动态研究。此时，政治学术中心在美国。同期欧洲政治研究仍基本上承袭传统的研究方法；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基本上用科学主义支撑反对传统制度研究方法创立经验方法。上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过分强调技术手段而忽视价值因素的失衡方式受到批判。行为主义局限于所谓纯粹学术而丧失价值方向，于是出现再理论化、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学的新革命”，进入后行为主义时期。
西方政治学进入当代研究，开始从不同方面角度分析和考察政治现象，出现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与西方美学打破边界陷入后现代解构瓦解一切中心价值一样，这时的当代政治学突破传统边界同许多学科相交叉，产生了政治学形式上空前繁荣与政治价值碎片化的悖论，什么政治社会学、地缘政治学、生物政治学、计量政治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人类学等有如跳蚤市场的贩卖，与哲学思想源泉枯竭后濒临窒息的鱼。21世纪初期，面对欧美西方世界接连爆发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西方政治学已经垂死挣扎无能为力，陷入了政治学价值无限多元支离破碎的虚无。此时，西方哲学全面迈入后现代主义价值虚无的漩涡，西方政治学与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美学伦理学都爆发全面根基性危机。西方政治学与西方哲学一样，正式宣布死亡。
近代百年至今，是东西方文化大交媾，全面创新孕育世界新精神生命的过程。当西方文化青春昙花一现就逐渐陷入无力自拔的文化自性危机之时，中国却开始西方现代政治学的中国本土化转型提升研究。
最早孙中山运用阴阳五行原理，结合西方民权宪政思想创造了民权主义、五权宪法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成为中华民国的理论依据；后来随着历史实践与国际形势发展，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同于“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以求大同，共建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新“三民主义”政治学说。对中国政治本土化与国家政治统一建设具有先驱意义。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仅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少数几所大学设立政治学系，政治学研究主要研究民族解放运动、西欧北美政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未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学的本土化理论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此后几年理论界重新探讨政治学基本概念，使之更符合中国国情，政治学专著开始增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巨变。政策价值从经典社会主义方向开始回缓运动，却陷入另一个极端。由于全盘引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原理与教学，而进行原则基础上的批判与融合创新能力不足，误导了大批民众，助演了学潮动荡。此时，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处于创新的探讨阶段，亟待走出历史的阴影。至九十年代初，虽然国家培养了大批政治学本科、硕士和博士，改变政治学队伍青黄不接局面，但在密切联系中国改革开放，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目标、路径，科学论证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与人民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之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上，以及面对资本主义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的全面进攻等方面存在学术能力明显不足，思想批判与创新建设亟待提高；对如何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政治学建树上更是陷入理论困境。
进入21世纪初，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等核心思想价值的同时，在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要求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针对中国文化历史与改革开放客观现实，服务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和谐社会的艰巨历史任务，中国本土政治学研究创新进入丰收成果的高潮。它有力批判了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原理失衡的逻辑与价值基础，从根基上动摇了西方政治经济等一切形而上领域的合法性基础，破除局部有效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对世界的笼罩迷障，并给西方政治文化自性危机提出了完美的替代方案，运用数学与逻辑原理，科学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与时俱进完成了和谐社会主义政治学原理的系统构建。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依赖的是形式逻辑思维分析推理，制度设计排斥政党合作互爱、肝胆相照互为矛盾的辩证统一的政治状态，消除联合执政多方共赢的矛盾格局；西方的政治学者不能理解矛盾是宇宙万物的本质特征；只有接纳矛盾，实现矛盾的互补均衡良性循环，发展博弈各方合作互爱的“圣贤集权禅让制”政治与“道德人”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才是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的人类最优良的政治经济模式，才能根本解决西方政治学与西方经济学主导的执政党在野党恶斗循环与劳资恶斗的互损陷阱，摆脱数百年以来政党彼此拆台轮番上台、经济极富极贫两极分化，形成互相割裂、大起大落的悖论周期循环政治经济，根治西方政治经济乃至整体的文化自性危机问题。
和谐社会主义政治学认为，阴阳矛盾的天道辩证关系是宇宙规律。排斥矛盾、根除矛盾的思维，是缺乏正确的宇宙方法论陷入以假设基础上分析处理事物的假象之中，远离客观真相，根本没有领悟宇宙理性掌握宇宙科学所致。局部视觉要想准确理解事物运行真相，必须依赖宇宙逻辑与宇宙方法论，掌握天道辩证逻辑与天道方法论；形式逻辑思维要想避免悖论困境与发现事物客观运行真相与规律，必须从宇宙整体层面分析处理问题。在宇宙整体层面，以宇宙为论域，形式逻辑也是辩证逻辑。
矛盾有两种互为辩证关系的基本形式，一种是互损共输、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一种是互利共赢、整体均衡的良性循环。前者是数学“纳什均衡原理”所证明依赖传统形式逻辑思维旧理性分析处理问题必然导致互损格局；后者是依赖“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反证天道与天道辩证逻辑宇宙新理性的普遍性有效，作为分析处理问题必然导致互赢格局；
要将人类道德伦理、政治、经济、文艺等各个领域，周期恶性循环转化为整体共赢的良性循环，完成对人类灵魂的拯救为根本，引领世界道德复兴，使政治经济文艺实现均衡平稳高速运行，就是人类文化文明转型获得提升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