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中明确提出：把“实际结构性结税”作为今年政策工作重点之一来抓。另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元，达到89720元，同比增长22.6%。与此同时，财政收入首超10万亿元，达103740亿元，增长24.8%。两项指标远高于国内产生总值的增速，去年GDP增速为9.2%。

　　全国税收总收入和财政收入每年大幅递增，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公众的“税收痛苦指数”不断加重，2011年中国税收痛苦指数全球排名第二，这意味着民众的消费占GDP结构愈加失衡；二造成本就处于困境的中小企业生存境地更加险恶。因此，在当前形势之下，如果政府税收仍然保持大幅增长态势，那必然将影响国内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实业的积极性，这对于目前处于保增长关键时刻的中国经济而言十分不利。因此，结构性减税不仅有利民生，更有得于发展大局。

　　减税是减轻民间税赋的第一步

　　数据显示，在珠三角企业中，当地企业普遍反映税负是50%。除了所得税就拿走25%，其余如教育税、城建税、价格调节基金等杂税就有二三十种，费有18大类，60多项。而这些间接税和行政收费在当前商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企业自己消化，另一方面就会变相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也使得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无奈直言：现在已经不只是高档消费品国外比国内便宜，耐克鞋这些大众消费品也是如此，我们联想电脑在国内没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他追问：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十分之一，为何却要花费20%-50%的价格才能买到同款产品？所以给实体企业减税，同时不减“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企业，应是结构性减税的大趋向。

　　不仅如此，就连直接税种中的个调税也存在着较大的调整空间，尽管去年国家上调了个调税的起征点，减轻了部分工薪族的税负，但是个调税的缴费群体结构不合理现象依然严重，在我国缴纳个调税的工薪阶层占个调税总额的70%，而在国外10%的富人缴纳的个调税占总额的60%以上，也就是说我国的富人阶层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合理避税，而普通工薪族连节日加班费的税赋都要上缴，这就显得不尽合理。所以在个调税方面应该有增有减，减去的是工薪族的税负，增加的是富裕阶层的税收，让个调税真正起到减轻民众负担，促进社会公平，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我认为，在减轻民众税赋的同时，还应该对当前税制进行改革。广东地税局长王南健曾表示：“每100元的GDP，中央要拿走55元，为了完成不停加码的任务和指标（比如保障房建设），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财政，甚至是增加收费项目，甚至是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财税增幅指标，这是逼着地方加重民间负担吗？众所周知，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地方税收大头都上交中央政府，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主要依靠各种行政收费和土地财政来支撑来维系运营，这无疑会逼使地方增加各类乱七八糟的收费项目，给企业和民众增加负担。所以如何做到使地方政府其责任和税收相匹配，适当减免或返还部分地方税收，税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减轻民间税赋同时应减少公务员数量

　　据《中国2009年人权事业发展》一书中说，截至2009年，中国共有290万少数民族干部，占公务员总数的7.4%,由此推算,中国公务员应该有3918万人左右。如果加上变相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职工、央企高管、政府编外人员，这个数据将更加惊人。这揭示了税费沉重的一个根源：官员太多，百姓养不起啊！所以我认为，应将各部门各地区设官用人的规模纳入法治化轨道，向社会公示，并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此外，中国干部尽管取消了福利终身制，却一直沿袭福利待遇终身制，形成只进不出的沉重供养负担，这与国外即便是总统下台也需另谋生路形成巨大反差。当然在减少公务员数量的同时，尽快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体制变革，按照服务性政府的要求来办事，全面依法行政，从“与民争利”转到“为民谋利”的新轨上来。

　　因此，中国减税不仅是经济政策的全面调整，更要从行政管理制度的深层次改革才行。中国的很多重大改革都是形势倒逼不得已而为之。记得上次全面机构改革是1998年，当时面临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任的朱总理曾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现在，中国面临严竣形势也在倒逼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大步向前。从经济角度上来讲，如果不给民间减轻税负，不重新合理分配GDP这只蛋糕，那么内需将难以真正启动，届时中国经济将会有硬着陆的风险，经济问题将恶化为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