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的问题不在于户籍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福利含金量。假如剥去了附加于户口上的各种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理论上说，一个北京的户口其价值也与一个穷山村的户口差不多。绝大多数国家的户口都是单纯的管理和登记功能，中国的户口之所以附着如此丰厚的福利，还得从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形成的源头说起。
在1958年之前，中国人也是可以自由迁徙和居住的，那时的户口没有后来的价值。1958年1月9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户口登记条例》。表面看，条例的出台是因为大跃进时期，农村人口生活贫困，为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和适当控制迁往边防地区而制定的;深层原因则是国家为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在当时的特殊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下，中国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支持只能来自内部，也即利用有限的农业剩余来进行工业投资。这就必须得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要压低农产品价格，首先必须对作为主要农产品的粮食价格压低，于是有了粮食的统购统销;而要控制粮食价格和粮食流通，前提又必须对城乡人口流动进行控制，主要是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这样一方面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农产品供工业所需，另一方面又不与城市居民争夺就业岗位。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最后形成一种城市对农村的控制和剥削。其中，户籍制度是核心，因为只有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才能控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身份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