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裕彤交棒之际，笔者又刚身在海外十天，本来都不想写，先有圈内朋友「考」笔者这传承孰虚孰实，後有律师行出来呱呱叫讲信托，笔者专业所在，而朋友善意骚扰，可以理解；而律师出来呱呱叫，说信托有效解决传承问题，实在有某程度误导，需要向大中华区高净值者，澄清一二！

　　上班？你有病呀！

　　笔者有幸（或不幸），三十岁前倨高位，兼自幼身经各种斗争，为省力计，遇事以扑克面应对之，有时太扑克，手下尚未明白及仍然吱喳不停，要劳动到笔者的护法兼任解话，叫多多废话的属下收声，兼加送一程：「讲你不明白，教你又嫌路远！」方重回清静，很多时一般洋鬼子在所谓专业服务界倨高位者，本身又不是系出蓝血，未经险恶，遇事就喜拿些粗犷希罗文明／盎格鲁撒克逊工具出来，大声疾呼，要替人解问题。而解决问题，从来都是先讲攻略，後讲工具。来到大中华区，一般只有两三代的家族，更不能不讲乡情人性。若果你有看明珠台电视剧《唐顿庄园》Downtown Abbey，故事背境发生在一战前夕，那个时候就算当个律师，只不过是中等人，故事中的千金小姐，就因追求者是要通街跑的律师而瞧不起他。以1914年的欧洲社会，有份工，要出来上班，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耻辱，与贵气不能沾上边，在这种社会背境，任何产业传给下一代，其收入模式（当然没有商业模式）主要是寻租，若租金回报不足，就自然要卖产败家，在此种环境下，信托可以算是切合时代的保护工具，用来控阻後人出乱子，卖散租业。

　　信托第一式（识）

　　现在你试走去任何大中华家族，告诉他们上班实乃贱举，肯定被大家长踢出门口，新旧家族就算明知後人不可为，都要装模作样，好等後人变成Commercial citizen商务公民，甚至financial citizen金融公民。深奥的信托法，或信托设计等在这里不必说，信托第一用途就是个limiter限制工具：限制後人不可做这，不可卖那，不可花费超过某数目。假设彤叔在90年代归天，已跟一众盎格鲁撒克逊律师／银行家订下信托，我看第一个结业的就是新世界百货：（一）没有可能得到注资，再站稳香港，然後由郑志刚带头，冲出香港杀入国内，（二）就算有人带头的亦泰半是职业经理人，不会有子侄黄埔军校的作用，（三）除非是「真」私募基金，否则絶无可能容忍一段冗长的亏蚀期。况且当时新世界百货的起源，是因为新世界中心空置，一时找不到租客，估计是彤叔拍板来个贼佬试沙煲──搅百货业充撑场面矣！这种下手牌章，以那时候「中古式」私募基金的识见，焉肯替彤叔接货！就算当彤叔在生，但当下子已中了盎格鲁撒克逊毒，立了信托，还是条款写得很死那种，一样郁不得其正，以信托内容设计的进化，一定是愈远年的愈死板。

　　设计不周，愈托愈缩

　　自以为了解信托之士，看到这里，可能仍会起身反扑，说甚麽弹性设计在你（创办人）手等，笔者甚少引用仅有三十年商业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高层的话语，压根儿他们的浸淫程度只有幼儿班，但厉以宁在十一五的政治讲话，不单对政治有意思，对企业也同样铿锵：「他说中国是时候大胆搅上层设计，以求突破，不是再下而上，摸石头过河……」，这句话对企业也有相同份量，一旦企业超过一亿RMB净收入，要再进步是搅通整个上层设计，大中华区迄今尚有壮大空间，子孙加外人再努力，都未必集够人才开发，一旦业务走下坡，亦难保有隔代良好基因之後人，有能如郑志刚郑志恒突然冒起回朝勤王。要写好信托条款，不是只会吓走子孙，出去打工或坐食山崩那种，对创办人／设计者是严苛的考验，首重有好的商业设计，好的商业设计要先有完备的未来构想，整个大中华区的企业，对未来考量一般仍是语嫣不清，可能是Imagineering（想像工程）力度未足，要写个真的十年计划，没几家写得了。大中华企业亦无须沿习《唐顿庄园》时代的负面观点：「後人一般都是害得就害，不害得就找人帮手害，所以要立信托防害」，若郑家早立硬信托，相信不单止新世界百货IPO不了，甚至周大福亦不会有郑志恒去努力，IPO能出台谅难达千亿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