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产生的历史虽然距今已有六千年左右，但作为神州统一使用、字义规范的历史，是从黄帝令史官仓颉搜集、整理、规范、增创文字，由国家统一推广使用，用以行文、记事而开始的。所以，我们再反观《黄帝经》中所对仁、义、礼、智、圣、诚信等名词、术语，都符合文字古义。

　　智，虽然在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增加了“才能”、“谋略”等方面的内涵，但其根还是离不开“知识”这一最原始的定义，而且是紧密与了解客观事物规律相联系的。故，黄帝说:

　　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

　　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令行天下，而天下则之。

　　不用辅佐之助，不听圣慧之虑，而恃其城郭之固，怙其勇力之御，是谓身薄。身薄则殆，以守不固，以战不克。

　　这里，相信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黄帝谈论治国的道理，都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即“道理”为指导，不论是以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秩序，还是论及社会伦理道德建设、以及执政者如何以道修身、用人、处事等方面，都与道理紧相联系，而一以贯之，堂堂正正，没有任何权谋之语；然而，老子则不然，其五千言几乎通篇都是谈统治术，以至于我们感到其很阴险。例如，他坚决反对黄帝的“重智”思想，而提出了“绝圣弃智”的口号。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说到底，此种已经不符合因果关系的荒唐论调，最终还是为愚民而治的统治术服务的: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在这里，老子谈道，却绝口不言以道治国，以道立法，以道德进行教化，而是大谈如何愚民，为了推行他的愚民思想，什么法律、道德、仁、义、礼、智、圣，温、良、良、恭、俭、让，他都统统要反对，统统要抛弃、要根绝，而根本不懂得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中的仁、义、礼、智、圣，都是以道学理论而生，因道理而定其义，因社会和谐、有序、文明之治所需而建立和提倡的。由此，我们知道老子口中的所谓“道”，不过是一种根本不符合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玄之又玄”、莫名其妙的“术”。所谓《道德经》者，实为主张“愚民”之治，既反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又反对社会的物质文明，而一味强调“愚民”、“役民”、“治民”之术的大杂烩。至少，老子是连《易》经也没有读过、或者根本就读不懂的半吊子“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