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扯一点题外话。这次颁奖给茅于轼先生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是一家致力于推进自由思想、理论与政策分析的独立研究机构，或者习惯所称的智库。“独立性”是很重要的概念。正如加图研究所在其官网上介绍的，超越党派性并提供独立的视角是其始终坚持的研究原则，因此其资金来源是与美国政府无关的，而是依赖范围广阔的社会捐赠。“加图”这个名字或许对中国人来讲还不太熟悉，但是18世纪一本名为《加图来信》（Cato’s Letters：Or, Essays on Liberty, Civil and Religious, and Other Important Subjects）的论文集则是影响了美国建国一代伟人的精神导师式的著作，这本书（实际上是John Trenchard和Thomas Gordon两个英国人于18世纪上半叶所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的合集）所系统阐述的以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和有限政府等为中心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是几十年后北美革命与美国联邦宪法精神的滥觞。加图研究所愿意以加图来命名，彰显了其推荐自由之理念的志愿。

 

　　加图研究所与弗里德曼评奖委员会将今年的奖项授予茅于轼先生，是因为他对于“个人权利与自由市场”的积极推动（加图研究所官网颁奖介绍文），而茅先生则因为在保护企业家和富人的语境下所说的几句的话遭致不少非议。例如薛涌先生在《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一文中，尤其表达了对“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的观点的反对，并且说“到任何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去竞选公职，这么说话即使在白领的选民中也会落选”。

 

　　薛先生其实可能还有所保留，美国选民哪里是容不下歌颂富人这么简单，占领华尔街的那群抗议者几乎对整个资本主义体制都嗤之以鼻。但是，拿这样的例子来试图说明中国的问题，有些驴唇不对马嘴。

 

　　在这个经济萧条的年底，笔者见到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对他们国家的体制和政策有意见，而且法学院的学生居然对我表示，如果有机会重写宪法，绝不会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不满与质疑全部是在一个自由与法治的传统已经坚不可摧的国家里出现的。在美国，绝对不会发生通过“打黑”方式大肆掠夺民营资产的事情，政府也从来不敢在经济危机时拿企业家阶层来垫背——法律与政治文化都不会允许。但是这些在当下中国都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件。企业的经营自由权、财产权、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在很多国家早已不是问题，但却是当今中国最最“清晰而即刻”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拿当下西方的论点来分析中国问题时，尤其需要小心。

 

　　至于劳动究竟能不能创造财富，李华芳先生已经在《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一文中对薛涌先生进行了一定的回应。我只想再补充几句，洛克的劳动分析方法主要是其财产权的论证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并不是在今天的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语境下展开的，而且与“究竟是企业家还是劳动者创造了财富”这个论题完全不相干。洛克不认识马克思，也不会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简单二元划分这一范式下讨论财产或劳动的问题。

 

　　如果要说“保护富人，穷人才会变富”这个观点，也不是茅先生所首创，至少20世纪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哈耶克早已在《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中予以详尽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我在这里大致复述一下哈耶克的观点。自由从来不是被所有人以同样程度所享有的，那些具有知识、经验、创造力与冒险精神的人一定是最早从自由市场中获利的人，就如同从言论自由中获利最多的可能是最最先锋的艺术家与异议者，而普通人则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自由权无法被所有人以同一种方式运用、并且更不可能达成同一种结果（例如贫富差距）这一事实本身与自由权的珍贵完全是两个命题。如果自由权被积极运用的只是小众群体，于是就取消这种自由，那么其结果只能是所有人最终都失去自由。自由权提供了一种试错和创新的机会，而社会总体最终会从由少数人的创新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中分享利益，只是分享的程度也不会绝对平均而已。

 

　　人类对于平等的热爱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正如不应当用自由的理论来解释平等一样，也不应当用平等的主张来混淆自由的精神。在具体的社会政策层面，一定是自由、平等、公义等等各种要素的综合考虑，至于稍微倾向自由一点或是稍微倾向平等一点，则是因地制宜的问题。但是如果人类不能接受自由将带来的差异化、多元化，那么自由确实不如平等来得酣畅。

 

　　回到当前中国的情境中，真正值得探讨的命题是：我们真的对市场经济与企业家的首创性有着坚定的认识吗？还是市场经济与企业家阶层（我当然是指民营企业家）处于权贵资本与对毛时代平均主义之幻想的前后夹击当中？（顺便说一句，30年前的中国社会结构根本不平等，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在一个法治不健全和对财产权没有稳定预期的地方，企业家或富有阶层（缺少权力保护或不愿与之合作的那部分）是一个最容易想到的谴责对象和祭旗之物，就好比曹操杀了军中粮官以换取“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支持”一样。

 

　　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改革所遇到的问题是缺少法治的护航，至于法治的困境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或者后者要负怎样的责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自由主义思想在权贵资本主义面前的无力与挫败只能通过更广泛、更持久的自由主义启蒙才能克服。

 

　　【编者按】茅于轼与薛涌先生就劳动、财富、自由主义等问题的争论，也得到了一些其他学人的参与，我们将发表其中的一些文章。本文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黄明涛（需注明的是，本文写于薛涌先生发表《敬答茅于轼先生：劳动是第一产权》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