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信封里的中国医院体制


  说起“红包”,中国人一定不陌生,从逢年过节的“压岁钱”,到婚礼庆典、生意开张中的 贺喜礼金,送上“红包”既表达了喜庆的心情,又凸显了互动双方与众不同的社会关系。

  然而在中国的医院中,也流行着这样一种“红包”赠送:人们不仅在出院前或手术后送,在人院后手术前更是要送;大手术要送,小手术也要送;经济条件好要送,经济条件不好也要送。

  一位在北京当客座医生的美国整容医生曾说,中国公立医院的治疗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但一些现象看上去很奇怪。比如外科医生有一个吸烟室,几乎所有医生都是男的,护士都是女的。而医院的墙上到处是禁止递红包的标语。中国人习惯用红信封装送礼的现金,不管是婚礼、过年还是在医院。

  “在中国,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拥有最好的。”这位医生说,“实际上,这是一种‘资本主义’体制。”

  中国的正式住院费用是很低的,但是北京的医院里,一位高级医生做一台手术需要800美元的红包。一个接续断裂股骨的手术需要8000美元,接续胫骨和股骨的手术则需要2万美元。省级医院的费用相对较低,手术质量也较差。

  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只有一部分人拥有医疗保险。不能支付手术费用的病人会被赶走,哪怕他有一个急需修复的受伤关节。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些。”这位医生说。但让他意外的是,很多人,甚至是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农民都拿出来这笔钱。很多中国人把收入的一半存起来,然后再向亲友和单位借,或由使他们受伤的肇事者来支付。

  “他们可以付,但只能付一次。”这位医生说,“他们承担不了并发症的治疗费用。”病人们都使用抗生素防止术后感染,尽可能快地离开医院。

  此外,医院还有一个更大的收入来源,即医药公司。一些人可能不太了解中国的药品体制。华盛顿大学全球健康部教授迪恩说,这种体制使病人要接受很多不必要的药品、X光扫描和手术,因为医院可以从中收费。穷人们不得不变卖家产,四处举债,或让一个女儿辍学。

  迪恩说,中国当前正就其医疗体系进行大辩论。一方主张医疗应该完全由市场主导,引入美国式的医疗保险体系。另一方则认为国家应该直接加大对医疗的投入。近期,后一方占据了上风。迪恩也更赞成后者,他认为市场医疗体系太不稳定了。

  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一些由美国企业控投的私立医院都是按美式体制,公开针对各项服务收费的。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说,他在北京认识的医生们都更喜欢公立医院,在那里,医生可以通过医药公司的回扣和病人的红包挣更多的钱。

  责任编辑:Leo 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