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托马斯·史班达（之华媒体）
今年1月，瑞士最古老的银行——威格林银行——宣布出售所有非美国资产，同时保留美国资产以应对美国司法部门的起诉。因被控在2002-11年期间为美国富人逃避税金累计12亿美元，威格林银行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家遭美国起诉的海外银行；外界更视之为美国全面打击瑞士私人银行私密性的一座里程碑。
因为，继威格林银行之后，包括瑞士信贷、巴斯勒堪通银行在内的共十家瑞士私人银行都在美国司法部门将要指控的名单之列。
成立至今已270年之久的威格林银行在美国境内没有任何分支机构，但是美国司法部门认为其刑法体系适用于任何一家客户中包含美国公民的外国银行。
在美国法庭听讯之后，威格林银行发表声明称：“目前情形为威格林银行制造了一个明显的两难境地：如果要拥护现行美国法律，就意味着瑞士银行必然要破坏本国的法律。”
瑞士私人银行服务中强调的高私密性，与现今很多西方国家中医生和患者之间、律师和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并无多大相异。瑞士政府方面也向来坚持，隐私权在所有民主国家都是最基本的、理应受到保护的公民权利。并且，在瑞士当地公民看来，避税与逃税之间根本是两回事，前者指的对自己收入的不申报（不属于犯罪行为，但依然会受到罚金处罚），而后者是有意而为之的犯罪行为。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09年瑞士联合银行(UBS)向美国司法部门支付了一笔7.8亿美元的罚金之后，就庭外和解了当年美国指控UBS向富人出售避税服务的诉讼。瑞士政府也希望以庭外和解来解决瑞士银行目前所面临的诉讼，因为这涉及到300多家银行共同构成的（支柱）产业链的命运。
不过，至少现在看来，威格林银行的高层似乎并不想妥协。威格林银行总裁康纳拉德·赫姆勒（Konarad Hummler）直言不讳地称，“美国是二战以来最没有道义的侵略者”；所谓对出售避税服务的指控，在赫姆勒看来也根本没有道理。他认为，避税事实上“是公民非彻底地试图规避国家管理者在糟糕运行其社会福利体系后通过财政政策来掌控财富的一种合法自卫行为”。
他说，威格林银行帮助外国人避税的行为是有一定哲学基础的。赫姆勒说，他是葡萄牙哲学家费尔南多·佩索（Fernando Pessoa）的拥趸，并十分推崇他关于“银行家本身就不应是政府主义者”之说。2009年，在瑞士《新苏黎世报》的一期专栏里，他提到自己亲历过“68事件”（即1968年发生在巴黎的大规模骚乱事件），之后便奉Friedrich Hayek（一位倡导自由市场和货币主义的经济哲学家）为自己的哲学教父。
同样在2009年，赫姆勒在德国《明镜周刊》上撰文表示，对德国人而言，避税也是理应之中的行为，因为“德国政府在福利体系中的惊人开销实在是一种浪费”。
瑞士私人银行的独特定位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而瑞士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一个中立国，迄今也未加入欧盟，在2002年之前甚至与联合国都无任何干系，这些因素都巩固了其私人银行业的传统（包括强调高私密性）；而全球三分之一的离岸基金如今都在瑞士银行体系内——以2007年为例，瑞士各银行管理的离岸基金总量即达64000亿美元。
即使不谈避税争议，瑞士私人银行近年来也遭到很多国家与政府指责其在“影子经济”、“洗钱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中成为保护伞的诟病。
而避税问题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离不开最近的欧美经济整体低迷的大背景。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一系列民间抗议运动之后，执政当局需要积极回应民众反映强烈的社会公平缺失等问题，因而富人们的逃税行为无形中也上升到了政治问题的层面、或被推到暴风眼的位置。在美国，著名投资商沃伦·巴菲特主动爆出自己缴纳的税款尚不如秘书多的内幕，引起一片哗然。在法国，有富人开始主动多纳税以帮助政府提高收入。在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也被当局要求补缴之前逃避税金的7.5亿美元罚款……
更有戏剧性的是，美国国税局（IRS）三年前开始推出“有限大赦计划”，鼓励拥有离岸账户的美国纳税人“主动自首”，除了补缴逃漏的税款之外，只要揭举那些曾帮助他们绕过监管私藏账户资金的机构或个人，他们就可以免于被起诉。至今，据IRS称已有三万人参加该计划，其中不少提供了有效地信息和线索，帮助司法部门追索到至少21个海外银行家、顾问和律师，以及另外至少40名纳税人有严重的离岸逃税犯罪行为，这些人都将面临刑事指控。
我想，在威格林银行之讼背后，更真切的一个事实也许是这个经济紧缩年代引发的波及各国的普遍性“仇富”心理。在景气时代，当经济发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尽管实际上也是靠难以为继的大肆举债支撑而已），人们对社会双重标准还不那么有切肤之痛；然而，随着西方各国政府一系列债务削减政策实行后引起的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民众则对愈发沉重的经济负担需由芸芸劳苦大众背负、而本应从富人阶层征收的巨额税收又不知踪影的现状大感沮丧……由此，对瑞士银行的容忍度锐减也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