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陷阱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习明明 郭熙保

（注：本文修改稿已经发表在《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3期。这是working paper版）

 

摘  要：本文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研究取得的最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贫困陷阱类型更加丰富。与早期的物质资本匮乏导致贫困陷阱的理论不同，学术界将贫困陷阱的形成因素扩展到自然资源、教育文化、政治制度、犯罪腐败、地理环境、疾病灾害等等，内容更加丰富全面；第二，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更加多样。与早期的、单一的“资本形成不足”机制不同，当代的贫困陷阱理论致力于从微观角度建立贫困陷阱形成的各种机制，例如门槛效应、邻里效应和制度失灵等；第三，更加注重实证检验分析，经济学家们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贫困陷阱做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的对象和分析的问题更具有针对性，得出的结论更具有指导性和说服力。

关键词：贫困陷阱 门槛效应 邻里效应 制度失灵

 

中图分类: F061.3 F061.2

JEL分类: O10 O15

一、引言

贫困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民福祉和国家兴亡的问题，即便是富裕的欧美国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贫困问题，有研究表明，在美国穷人家庭出生的小孩成年之后仍然贫困的概率是富人小孩的24倍，而富人小孩成年之后仍然富裕的概率是穷人小孩的10倍（Chen and Ravallion 2001, Bourguignon and Morrison 2002, Millanovic 2005等）。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最富的10%的群体掌握着全世界超过50%的财富，而最穷的50%的人仅拥有不到10%的财富。[1] Barrett和Swallow(2006)分析表明，全世界仍然有1/5的人口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每天生活标准不到1美元，在马达加斯加，极端贫困（ultra-poor）人口中的80%在五年之后仍然处在极端贫困之中，肯尼亚的的这一比例则达到了90%。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增长率年均近1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  然而，就人均而言我们仍然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在第100位左右，按照每人每天1.25美元收入的联合国标准，截止到2005年，中国仍有15.9%的人口处在贫困之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50.9%的人口都生活在这个水平之下。就全世界而言，仍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25.2%）没有达到这个生活标准。[3] 因此，研究贫困问题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贫困陷阱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93年我国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在《治平篇》中关于人口与社会的论述。[4] 洪亮吉在《治平篇》中说道：“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也就是说人口每隔三十年增五倍，每隔六十年增十倍，过百年则增二十倍。另一方面，房屋和土地却增长缓慢：“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意思是尽管土地可以重新开垦，房子可以重新建造，但房屋和土地增长只有三到五倍，远不及人口的增长速度，而且还有很多资本家和地主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和房屋，使得老百姓的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从清初至嘉庆年间人均耕地减少了一半，一旦遇上风雨霜露、疾病灾荒，老百姓大批饿死病死就不足为奇了，经济最终会回到原来的水平。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1798）的《人口论》有相似之处，但比马尔萨斯的观点整整早了五年。马尔萨斯提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增长，人口增长大大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最终会引发贫困和罪恶，使得经济回到原来的水平。20世纪50年代中，西方经济学家试图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提出了“人口陷阱”理论，这一理论也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该理论认为任何超过最低水平人均收入的增长都会导致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最终会抵消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使得经济回到原来的水平。[5] “人口陷阱”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分化，为什么部分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经济起飞，部分发展中国家却仍然停滞不前？此外，“人口陷阱”理论也低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显然，仅仅从人口的角度是无法完全解释贫困陷阱问题的。

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纳克斯(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缪尔达尔(1957)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6] 这几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是导致贫困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而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根源又在于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从而脱贫致富，就必须大量积累资本，大幅度提高投资率”。[7]

如果说物质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是导致贫困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依照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如果资本和技术都是自由流通的，政策和市场都是有效的，根本不会有贫困国家的存在，至少不会有长期贫困或持久贫困存在。因为穷国总是可以通过采用富国的先进技术，引进富国的资本来获得发展。对于个人而言，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瓦尔拉斯均衡中，人们只要肯努力工作，是不会处于长期或持久贫困的，同时富裕的人也只有通过长期努力才能保持富裕，只有懒惰的人才会陷入贫困。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勤奋的人不一定能富裕，富裕的人不一定勤奋，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人们陷入贫困陷阱而不能自拔。穷国并没有采用先进技术，资本也没有从富国流向穷国。此外，除了受到各种自然灾害、饥荒、疾病等影响外，穷国内在的各种体制弊端也层出不穷，例如政治腐败、缺乏管治、暴力动乱等，导致价格不能有效调节市场，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例如利比亚、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等。即便是没有这些体制弊端的国家，如马里、加纳、以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一天生活不超过1.25美元。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投资匮乏、体制弊端归结为贫困的根源。

世界银行全球监测报告（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1）分析表明：接近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即便是最不发达国家（LDCs），产出年增长率也要高于发达国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是5.0%,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3.0%，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为7.5%，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也达到了5.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8] 世界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其千年发展目标，仍然处在经济停滞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跨国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与传统经济理论的背离，贫困国家人们的苦难生活与富裕国家人民的奢侈享乐形成鲜明的反差。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穷国致富的秘方，从外国援助到直接投资，从发展教育到控制人口，从提供贷款到减免贷款。不幸的是，一直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部分国家陷入贫困陷阱，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却能跳出贫困陷阱，成功实现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呢？本文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与20世纪50年代的贫困陷阱理论相比，主要进展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贫困陷阱类型更加丰富。与早期的物质资本匮乏导致贫困陷阱的理论不同，学术界将贫困陷阱的形成因素扩展到自然资源、教育文化、政治制度、犯罪腐败、地理环境、疾病灾害等等，内容更加丰富全面；第二，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更加多样。与早期的、单一的“资本形成不足”机制不同，当代的贫困陷阱理论致力于从微观角度建立贫困陷阱形成的各种机制，例如门槛效应、邻里效应和制度失灵等；第三，更加注重实证检验分析，经济学家们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贫困陷阱做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的对象和分析的问题更具有针对性，得出的结论更具有指导性和说服力。本文基本结构如下：第二节讨论了贫困陷阱形成的各种机制；第三节讨论了贫困陷阱的各种类型；第四节讨论了贫困陷阱理论在实证检验分析方面取得的进展；最后，第五节是结论。

二、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

到底是什么因素在阻碍穷国通向富国之路，什么因素导致部分国家、民族、群体陷入长期或持久的贫困呢？经济学家们经过长期的努力，建立各种不同机制的贫困陷阱理论模型来解释长期或持久贫困问题。Bowles, Durlauf, and Hoff(2006)将贫困陷阱理论的形成机制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方面的临界门槛效应（critical threshold），这种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投资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或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传统的经济理论才会起作用，对于国家和个人而言，都存在一个具体的门槛值，而个人的门槛值依赖于他所生存的环境；第二类是制度失灵（dysfunctional institution）所带来的贫困陷阱，财富、权力、教育、公共产品分配不公，以及产权保护的缺失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陷入贫困；第三类是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是指群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群体中的某个人的决策可能会影响或扭曲其他人的决策，这种扭曲相互作用最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群体的决策，例如同龄人效应（peer group effect）与行为榜样效应（role model effect）。

(一) 门槛效应机制

在门槛效应（critical threshold）机制中，贫困陷阱理论认为无论是国家、地区，还是个人，都存在一个门槛效应，无论是生产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是其他的医疗和社会救助，必须达到这一门槛之后，经济机制才会起作用，人们才能摆脱贫困陷阱，任何低于门槛的投资都是无效的。而不同的国家、地区或个人具体的门槛值又依赖于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资源等。由于门槛效应的存在，使得经济存在多重均衡，不能在资本或信贷市场获得投资的国家将陷入贫困陷阱，而资本充裕的国家将获得更多的财富更加富裕。Azariadis (2006)认为，自1960年以来，除了东亚和东南亚大区，大部分落后国家或地区都没有实现经济追赶和增长，两极分化的局势愈演愈烈。

最典型的门槛效应机制的贫困陷阱理论就是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89b)关于不完全竞争与总需求溢出的情况下的大推进理论。他们假定技术对于所有穷国而言都是可获得的，由于国内市场太小以及投资存在固定成本，穷国不会采用新技术。但是如果所有部门同时投资并且达到一定的比例则会有利可图。他们认为投资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经济才会产生多重均衡：（1）投资会扩大其他企业的市场或提高投资的利润；（2）投资有负的净现值。这实际上就是说投资具有互补性，并且单个企业的投资采用新技术是无利可图的。在他们的第一个模型中，尽管单个企业投资采用新技术无利可图，但是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从而增加了对其他企业产品的需求。假如这个需求溢出效应足够大，则会产生多重均衡。在他们的第二个模型中，投资采用现代技术改变了不同时期的总需求的组成，从而产生多重均衡。在最后一个模型中，由于基础设施和中间投入产品投资的协调问题，单个垄断企业投资基础设施是无利可图的，但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投资则有利可图，从而也会产生多重均衡。

Azariadis (2006)认为，导致门槛效应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就长期而言，投资获利和增长的机会是存在的，但穷国或个人因不能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而陷入贫困陷阱。假如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部分人或国家无法获得资本，而只有获得资本的国家或个人能赚取更多的财富，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富国，一类是穷国；一类是富人，一类是穷人。Matsuyama(2004)关于世界经济模型的论述间接支持了这一观点，在他的模型中，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中竞争资本，一方面，他假定生产函数是严格凹的，从而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这意味着投资落后的贫穷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回报，高回报吸引高投资从而促进高增长，各国的经济将趋于收敛；另一方面，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富国具有更多的抵押品，从而使得富国在竞争资本时，相对于穷国而言更具有优势，最终使得世界经济向富国和穷国两个方向发散，从而产生多重均衡。

(二) 制度失灵机制

有效的制度固然能够带来发展，但无效的制度也会阻碍经济增长。North(1991)认为，制度是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人为设定的约束。它由非正式的约束（如制裁、禁忌、习俗、传统以及行为守则）和正式的约束（制度、法律、产权）组成。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制度设计被用于创造秩序和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坏的制度要么会强化市场失灵，要么本身就是无效的根源，因为制度是路径依赖的，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坏的制度也会产生路径依赖，促使贫困持续下去，这本身也是一种贫困陷阱。青木昌彦（2002）把制度定义为经济行为者就现实中的博弈如何进行而达成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由于人们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领域中所选择的最佳战略相互依赖，可以出现多重均衡，用学术术语来讲，就是制度的互补性容许出现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在任何条件下，都没理由认为只有一种制度安排是可行的和最优的。

Acemoglu等(2005)区分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制度只有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才会有利于经济增长：（1）政治制度在分配权力时倾向于那些以产权保护为广泛基础（broad-based）的群体；（2）政治制度能很好地约束权力拥有者（power-holders）的行为；（3）政治制度使得权力拥有者只能获得相对少的租金。其所谓的经济制度主要是产权结构和市场的出现与完善，他们认为经济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影响社会的经济激励，将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它决定谁将获得利润、收益以及剩余控制权。根据他们的观点，拥有能够促进要素积累、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制度的国家将更加繁荣。在其研究以及众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中，经济制度是内生的，至少部分地由社会决定或由社会的一部分决定，因而研究为什么某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穷，实际上就相当于研究为什么某些社会拥有更糟的经济制度。

(三) 邻里效应机制

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是一种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它包括同龄人效应（peer effect）和行为榜样效应(role model effect)。例如，农村的小孩初中毕业之后打工赚钱的案例，可能激励更多的小孩初中毕业之后选择外出打工，而不是选择升入高中。没受过高等教育但很成功的案例也有可能激励更多的人选择放弃高等教育。同龄人的勤奋会让自己更勤奋，而同龄人的懒惰也会产生更多的懒惰。在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下，坏的激励可能会导致一个群体的持续贫困和集中贫困，例如贫困村、贫困区、贫困县等等。Sampson 和 Morenoff (2006)对美国芝加哥贫困地区的9000户居民做了调查，研究表明邻里贫困或集中贫困与实现社会控制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以及犬儒主义（cynicism）或玩世不恭相关，贫困会破坏一个社区成员之间的集体行为意识，引发更多的讥笑嘲讽、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贫困。集体效能的下降以及犬儒主义的增加会导致邻里贫困的增加或恶化，这表明邻里贫困可能是由于邻里之间的长时间的反复的负效应作用所导致。

Durlauf(2006)从群体水平（group-level）的角度来解释长期的不平等和贫困，他的主要传导机制就是父母的收入与子女的教育。在这个模型中，父母直接决定子女的教育投资，从而决定下一代人的收入。在这些模型中，与富人家庭的小孩相比，穷人小孩的父母会选择投资更少的教育，这种不公正会一直持续下去。穷人家庭和地区出生的小孩长大之后可能会选择接受更少的教育，获得更低的工资，更低的工资以及好榜样的缺失，又会进一步导致这些人的子女接受更少的教育，获得更低的工资，如此往复形成贫困陷阱。除此之外，穷人小孩接受教育的学校质量差，穷人社区的其他小孩不愿意接受教育等也会对其造成影响，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将进一步导致贫困问题的持续，最终个人的理性行为可能会导致整个群体陷入贫困陷阱。

三、贫困陷阱的各种类型

与传统的物质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导致贫困陷阱的理论不同，当代贫困陷阱理论研究不仅关注人口增长和物质资本，也关注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文化教育、政治制度、犯罪腐败、疾病灾害等对贫困陷阱的影响，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全面。Azariadis和Stachurski(2005)评述了导致贫困陷阱的各种自我强化机制，例如历史和惯性自我强化机制，这些自我强化机制使得贫穷的国家愈穷，而富裕的国家愈富。这些机制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来自于市场或制度失灵，并阻碍了贫困国家对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的获得。例如，在人力资本方面，当工人的技术是不可观察的时候，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的时候，高技术的工人可能会被企业当成低技术工人而支付低工资，从而没有激励投资人力资本，而低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又反过来使得技术水平越低，低的技术水平又会减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在物质资本方面，在信贷市场上，富国比穷国拥有更多的抵押品，而穷国由于信贷约束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本，从而不能更多地投资，投资水平低导致穷国的收入水平更低，收入水平低又进一步阻碍投资。正是这些自我强化机制导致落后国家陷入贫困陷阱，从而使得落后国家的投资水平非常低，从而产生资本外流。

Mehlum, Moene和Torvik(2005)分析了犯罪诱导的贫困陷阱机制，他们分析了39个国家在1986-1994年经济增长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其犯罪率也较低，而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犯罪率较高。在他们的模型中，现代部门的工作创造会对经济产生两种效应：一、劳动需求增加会减少犯罪，提高产出；二、更高的产出意味着可偷盗的东西更多，更容易诱导犯罪。在一个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第一种效应起支配作用，更多的工作创造可以减少犯罪，提高产出水平，从而规模收益是递增的。而在一个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国家，第二种效应起支配作用，更高的产出会诱导更多的犯罪，进而又影响经济发展，从而规模收益是递减的，经济将最终陷入高犯罪和低就业的贫困陷阱。Mehlum等认为，经济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很容易陷入贫困陷阱。

Carter等(2007)分析了埃塞俄比亚和洪都拉斯的自然灾害与贫困陷阱之间的关系，例如飓风、干旱等外部环境冲击对贫困人口的影响。他们考察了埃塞俄比亚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三年干旱，以及洪都拉斯1998年飓风的影响，其中，洪都拉斯的数据分析表明，自然灾害对具有不同财富禀赋的家庭的中期影响有很大的差异，相对富裕的家庭在灾害发生的三年之后一般能重建他们的家庭和财富，而贫困的家庭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会陷入长期持久的贫困中。埃塞俄比亚的数据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自然灾害对贫困人口的直接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长期效应，自然灾害造成的冲击会导致贫困人口陷入持续的贫困状态之中，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仅靠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摆脱这种状态。

Barham等(1995)从代际交叠(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的角度分析了教育对贫困陷阱的影响。在他们的模型中，个人的财富与教育相关，而穷人家庭的小孩因为受到流动性约束，只能选择投资一个次优的教育水平，孩子的能力差异与父母的能力相关，在一个稳态均衡水平下，穷人家庭的小孩因为不能有效投资教育而陷入贫困陷阱。Wu等人(2008)分析了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导致贫困与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他们的分析指出，具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家庭，在选择不同的教育水平之后的增长途径也会有很大的差别，低收入家庭很容易因此而陷入贫困陷阱。

Easterly(2001)从知识外溢与知识互补的角度讨论了不同层次的贫困陷阱：社区范围内、种族集团间、省域间、国家间。甚至一个家庭或家族也可能是一个小的社会，也可能产生贫困陷阱。Easterly认为由于知识外溢和知识互补会产生边际收益递增，因而在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工人的平均工资也相对较高，而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工人的平均工资也相对较低。因为在穷国的技术水平较低，工人不愿意投资来提高生产率，从而技术水平也不会提高。而且由于跨国收入差异巨大，贫困国家的高技术工人会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因此，穷国很容易陷入各种贫困陷阱。

Azariadis and Stachurski(2005)认为政治腐败会从四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导致贫困陷阱：（1）腐败会通过降低投资的回报而减少投资的激励，并且会增加投资收益不确定性；（2）腐败会阻碍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设，例如公路与交通运输，从而严重影响现代部门的发展；（3）创新者在腐败体制下更容易遭受挫折，因为他们更需要政府的服务如许可、专利、执照等；（4）腐败会自我强化，因为腐败也具有互补性。Murphy, Shleifer 和Vishny(1993)指出了寻租的另一个潜在的互补性根源，随着寻租活动的增加，假如生产活动的收益下降的速度比寻租活动收益下降的速度快，那么即便是寻租活动的收益下降了，寻租活动仍然有可能增加，因为生产活动收益的减少降低了寻租活动的机会成本。

四、贫困陷阱的实证检验

Acemoglu等(2001)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表明，殖民统治者对殖民国家是否实施移民政策对当地的经济和收入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殖民统治者移民到当地，则会将母国的相应制度也带到这个国家，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也就是欧洲后裔国家的人均收入要明显高于那些无移民国家，这也就是说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重要的。Acemoglu等（2008b）研究也表明，在控制一些历史的因素或固定效应之后，收入与民主之间并没有正向关系。Hall and Jones(1999)的实证分析表明，物质资本和教育的区别只能解释跨国的收入差距很小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由制度和政府政策决定的，即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因为它们构成了人们投资、创新、交流、生产和服务的经济环境。

Mehlum, Miguel和Torvik(2006)对19世纪德国巴伐利亚州(Bavaria)的贫困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检验分析。粮食价格是这一时期人们生活标准的主要决定因素，他们利用降雨(rainfall)作为粮食价格(grain prices)的工具变量。结果表明，粮食价格对财产犯罪(property crime)有显著的正效应：粮食价格每上升1个百分点，会导致犯罪率上升8%。OLS估计得到的结果还要大些，是工具变量法的两倍。但是，他们的分析也表明，粮食价格对暴力犯罪(violent crime)的影响是负的：粮食价格的上涨会导致暴力犯罪下降。他们认为可能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导致啤酒价格上涨，减少了人们对啤酒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暴力犯罪。

Kraay和Raddatz(2007)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方法对贫困陷阱模型做了校准分析，在他们的模型中低储蓄率或低技术水平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陷阱，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储蓄率或要素生产率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经济也可以收敛到一个高人均资本和高人均产出的均衡水平。但是，他们在分析非洲国家的持续贫困问题时发现，非洲国家的贫困很少是基于以上两个机制，大量的对非洲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援助并没有帮助他们跳出贫困陷阱，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大量援助能够持续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观点。Barrett和Swallow(2006)建立了一个贫困陷阱分形模型(Fractal poverty traps)，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不同角度同时探讨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他们认为，任何单一层次的调整都不能导致经济偏离其稳态均衡水平，跳出贫困陷阱。

Jalan和 Ravallion(2002)分析了中国的地区贫困陷阱(geographic poverty traps)，他们建立了一个微观的消费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要素是可以流动的且具有外部性，地区因素：地区的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水平、文盲率、人均耕地面积、是否山区、是否与国外交界等，可以影响到家庭资本的生产率和消费水平。他们使用了中国南部1985-1990年的5600户农村家庭调查面板数据，包括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地区[9]。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地区因素对消费增长率有显著的正效应，具有相同初始禀赋的贫困家庭在富裕的地区更容易摆脱贫困，在贫困的地区则更容易陷入持续的贫困。因为富裕地区的消费水平更高，产品需求大并且持续的增长，而贫困地区的消费水平低，产品需求低并且增长缓慢。为了减少贫困，他们认为应该加大对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帮助贫困地区的人口转移到富裕地区。

Easterly（2001）考察了非洲国家的外援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初始投资率很高且外援投资较高的国家，如几内亚比绍、牙买加、赞比亚、圭亚那、科摩罗、乍得、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却陷入经济衰退。而增长较快的国家，如新加坡、中国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初始投资率和外援投资数量都相对较少。此外，贫困的国家更容易受外来冲击的影响而陷入贫困陷阱，例如自然灾害、饥荒、疾病等，从1990-1998年，全球发生的568场大型自然灾害中，贫困国家占了94%，在与灾难有关的死亡中，贫困国家占了97%。从1960-1990年，全球最贫困的1/5国家中，有27%发生过饥荒，而最富裕的1/5国家中一个都没有。最贫困的1/5国家中，超过1%的人民由于自然灾害而成为难民，而最富裕的1/5国家则没有。最贫困的1/5国家中，11%的低风险人群携有HIV病毒，而最富裕的1/5国家这个比例只有0.3%.

Semmler和Ofori(2007)研究了导致人均收入持续不平等的机制，在一个长期的动态增长过程中，人均收入可能会因为两个因素而形成双峰分配(twin-peak distribution)：一、局部的规模收益递增；二、资本市场约束。他们利用1960-1985年的跨国人均收入数据做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在一个长期的动态增长过程中，局部的收益递增和资本市场约束可以导致部分国家收敛到低水平均衡，另一部分国家收敛到高水平均衡，最终形成一个人均收入的双峰分配状态。

Kremer(1993)从工作匹配的角度考察了贫困陷阱模型，他假定一个企业的生产过程由n个不同的任务组成，并且将由n个工人来完成，n是外生的，并且n个工人的技术 各不相同。工人的技术同时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完成任务的概率，如果其中一个工人没有完成任务的话，则整个企业的产出为零。如果所有的工人都顺利完成任务，则有n单位产出。则有两个原因会导致这个模型产生多重均衡：第一个是劳动力市场的货币外部性，当更多的工人接受教育之后，工人匹配技术高的工人的概率也增加了，从而工人的期望收益也增加了，反过来促进工人更多地投资教育；第二个是不完全信息，由于工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技术工人之间的匹配依赖于技术工人的分布，工人的技术提高对其他工人的工资溢出效应是非常大，从而会产生多重均衡。

五、结论

贫困的国家应该如何跳出贫困陷阱呢？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导致贫困的因素是复杂的，贫困陷阱的机制是多元的。假如贫困只是通过一种机制作用，那么只要消除这种机制就可以消除贫困了。例如，如果贫困作用的机制仅是门槛效应，那么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只要将投资增加到门槛之上，就可以跳出贫困陷阱；如果贫困作用的机制仅是制度失灵，则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制度设计来消除贫困，但遗憾的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告诉我们制度模仿不一定能跳出贫困陷阱；如果贫困的作用机制仅是邻里效应，则可以通过树立良好的榜样和建立有效的社区组织，或让贫困的群体迁移到富裕的地区来跳出贫困陷阱，但这显然也是行不通的。

阿德尔曼（2003）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存在三个误区：（1）不发达只有一个单一的原因（无论其原因是低水平的有形资本、缺少企业家、错误的相对价格、国际贸易壁垒、政府的过度干预、人力资本水平不足，还是政府效率低下）；（2）一个单一的标准足以评价发展绩效；（3）发展是一个对数线性过程。阿德尔曼认为，应该把经济发展看成是一个高度多面的、非线性的、路径依赖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互动方式的系统性转换，而这种转换又要求政策和制度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他提出了四个命题：第一，发展过程绝非高度线性的；第二，发展道路不是独一无二的；第三，初始条件影响后续发展；第四，发展的轨迹不仅不是惟一的，而且是可变的。Azariadis (2006)认为就贫困陷阱理论模型而言，短期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线性计量的方法可能不能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我们很难从贫困国家的数据中准确找到信息帮助这个国家跳出贫困陷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贫困面前我们束手无策，经济学家经过长期的努力仍然找到了一些可行的减少贫困的政策和建议。

Easterly(2001)认为政府干预是可以引导一个国家跳出贫困陷阱。如果存在一个最低要求的投资回报率，那么知识匮乏可能会使得投资回报率过低，从而私人部门不会进行投资，政府可以通过对新知识投资进行补贴，从而引导这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此外，如果一个国家的贫困陷阱来源与恶劣的政府政策，那么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取消这些坏政策，然后对各种形式的知识和技术投资提供补贴。大野健一(2007)研究表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经常落入贫困陷阱，跳出陷阱有赖于各国的减贫战略，大野健一通过研究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政府治理水平与人均收入，表明二者之间呈严格的正向关系。大野健一认为，东亚的大多数国家之所以能够打破贫困陷阱，保持较快经济增长，得益于这些国家建立的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其特点是：（1）强势而懂经济的领导人；（2）把经济发展当做国家目标，意识形态甚至迷信；（3）有辅佐领导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技术精英集团；（4）政权的合法性来自经济发展的成功。

道格拉斯•诺斯等人（2007）将人类历史社会秩序演变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采集狩猎时代的“原始秩序”，它已经和现实无关。第二类是“有限准入秩序”，其特点是创造租金，办法是在宗教、贸易、教育和战争等各个领域限制普通人获得某些资源、从事某些活动以及参加某些社会组织。同时某些掌握权力的人则可以享受特权和租金，他们会出于共同的需要保持相互友好，联合起来控制社会，防止其他人暴力抢夺自己的利益。有限准入秩序普遍存在于当今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第三类是“开放准入秩序”，它依赖于竞争、自有组织和法治，通过竞争机制和制度规范保证政府遵守宪制。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包括创建这些组织的自由）对所有公民开放，同时绝大多数人都拥有公民的资格。其中，有限准入社会秩序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种类型：脆弱型、基本型和成熟型。根据这种划分方法，他们将经济发展问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帮助落后国家把人均收入从400美元提高到8000美元，它要求我们弄清楚有限准入秩序的运转机制；第二阶段是从有限准入秩序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轨，把人均收入从8000美元进一步提高到3.5万美元左右。第一阶段在有限准入秩序内进行，第二阶段则涉及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轨。

经济的发展之所以需要一些“不够民主”的政府来推动，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础上起飞，需要快速而大规模地动用各种资源，而一个“民主”的政府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Chang（2002）认为，“民主”不一定能够促进发展，尤其是在发展的初期。发达国家推荐的所谓的好制度：民主、“好”的官僚机构、独立的司法机构等；好政策：限制性的宏观调控、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私有化和撤销管制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并不会带来任何有利的发展，这些“好制度”和“好政策”是否真正适合发展中国家，还值得商榷。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初期也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些“好制度”和“好政策”，例如，美国独立的中央银行是直到1913年才建立，“大萧条”后又开始放弃自有贸易政策，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瑞士在19世纪成了世界技术领袖之一，但它当时是也没有专利法。发达国家之所以向发展中国家推荐所谓的好制度，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富国陷阱”，发达国家正在试图通过各种政策和制度“踢开”穷国登上富国的梯子（Ladder）。事实上，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曾经采用的政策，基本上不同于他们向发展中国家宣扬的所谓正统做法。道格拉斯•诺斯等人（2007）认为，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失败往往是由于他们企图把开放准入秩序的元素——如竞争、市场和民主——直接移入有限准入社会中，而这些改革会威胁到维持社会统一的寻租体系，给整个社会的组织带来挑战。而当地的精英阶层乃至许多非精英份子会抵制、破坏甚至颠覆改革。

总之，导致贫困的因素是多样的，机制是复杂的，可能是自然资源、规模经济、政治腐败、邻里效应，也可能是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社会规范的缺失，从而任何单一的、特定的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例如：（1）农村留守人口贫困问题， 年轻力壮的农民大部分都已经转移出来，留守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小孩，除了建立健全社保机制和增加援助外，似乎还没有什么有效的政策可以消除这些人的贫困；（2）农民工二代的贫困问题，贫困陷阱理论的邻里效应机制和代际转移告诫我们，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和安置农民工二代，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困问题出现；（3）准城市居民（三元经济结构）贫困问题，这部分人没有正规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无地可种，生活没有保障，一般聚居在城中村和城市的郊区，依靠一些临时的、非正规的工作来维持生计；（4）大学生贫困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大学生贫困可能不是源自能力贫困，可能是源自机会的缺失和不公正待遇。

参考文献

[1].    Acemoglu, Daron; Johnson, Simon and Robinson, James. 2001．"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pp. 1369-401.

[2].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8a.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1): 267–93.

[3].    Acemoglu, Daron; Johnson, Simon; Robinson, James A. and Yared, Pierre.2008b. "Income and Demo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3), pp. 808-42.

[4].    Azariadis, Costas and Stachurski, John．2005. "Poverty traps." In: Aghion, P., Durlauf, S.N.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A. Elsevier, Amsterdam. Chapter 5. pp.296-384.

[5].    Azariadis, Costas. 2006. “The theory of poverty traps: what have we learned?” In: Samuel Bowles, Steven N. Durlauf, and Karla Hoff. 2006. Poverty Trap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17-40.

[6].    Barham, Vicky, Robin Boadway, Maurice Marchand, and Pierre Pestieau. 1995. “Education and the poverty trap”.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9, 1257-1275.

[7].    Barrett, C.B. and Swallow, B.M., 2006. “Fractal poverty trap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4, No. 1, pp. 1–15.

[8].    Bourguignon, Francois, and Christian Morrison. 2002. “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4): 727-44.

[9].    Carter, M.R., Little, P.D., Mogues, T. and Negatu, W., 2007. “Poverty Traps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 Ethiopia and Hondura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5, No. 5, pp. 835–856.

[10].              Chang, Ha-Joon.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Press.

[11].              Chen, Shadhua, and Martin Ravallion. 2001. “How did the world’s poorest fare in the 1990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7(3):283-300.

[12].              Durlauf, S.N., Fafchamps, M. 2005. “Social capital”. In: Aghion, P., Durlauf, S.N.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B. Elsevier, Amsterdam. Chapter 26. pp. 1639-1699

[13].              Durlauf, S.N. 2006. “Groups, social influences, and inquality.” In: Samuel Bowles, Steven N. Durlauf, and Karla Hoff. 2006. Poverty Trap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141-175.

[14].              Easterly, W. 2001.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5].              Fine, Ben. 2006. “New Growth Theory: More problem than solution”, in Jomo K. S. and Fine, Ben.(Eds.), Th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pp 68-86.

[16].              Hall, R. E., & Jones, C. I. 1999.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1), 83-116.

[17].              Jyotsna Jalan and Martin Ravallion, 2002, “Geographic Poverty Traps? A Micro Model of Consumption Growth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Vol. 17, No. 4, pp. 329-346.

[18].              Kraay, Aart and Claudio Raddatz. 2007. “Poverty traps, aid,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315–347.

[19].              Kremer, M. 1993. “The O-Ring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4), 551-576.

[20].              Matsuyama, K. 2004. "Financial market globalization, symmetry-breaking, and endogenous inequality of nations." Econometrica, 72, pp. 853-84.

[21].              Mehlum, H., Karl Moene, and Ragnar Torvik. 2005. “Crime induced poverty trap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7, 325-340.

[22].              Mehlum,  H., Miguel, E. and Ragnar Torvik. 2006. “Poverty and crime in 19th century German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9, 370–388.

[23].              Milanovic, Branko. 2005. “Worlds Apart: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inequalit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4].              Murphy, K. M., Shleifer, A., & Vishny, R. 1989a. “Income Distribution, 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4(3), 537-564.

[25].              Murphy, K. M., Shleifer, A., & Vishny, R. 1989b.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5), 1003-1025.

[26].              Murphy, K. M., Shleifer, A., & Vishny, R. 1993.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2), 409-414.

[27].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K. and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              Robert J. Sampson and Jeffrey D. Morenoff. 2006. “Spatial dynamics, social processes, and persistence.” In: Samuel Bowles, Steven N. Durlauf, and Karla Hoff. 2006. Poverty Trap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176-204.

[29].              Samuel Bowles, Steven N. Durlauf, and Karla Hoff. 2006. “Poverty Trap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0].              Semmler, Willi and Ofori, Marvin. 2007. “On poverty traps, thresholds and take-off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8, 1–26.

[31].              Fangwei Wu, Deyuan Zhang and Jinghua Zhang, 2008. “Unequal education, poverty and low growth—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ural education of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7, pp.308–318.

[32].           大野健一（2007），《东亚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载于《比较》,第32期。

[33].           道格拉斯•诺斯，约翰•瓦利斯，斯蒂芬•韦伯，巴里•温加斯特（2007），《有限准入秩序——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思路》，载于《比较》，第33期。

[34].           青木昌彦（2002），《飞雁式制度变迁》，载于《比较》,第1期。

[35].           青木昌彦（2005），《熊彼特式的制度创新》，载于《比较》,第19期。

[36].           普拉纳布•巴丹（2003），《分配冲突、集体行动与制度经济学》，载于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92-206页。

[37].           艾尔玛•阿德尔曼（2003），《发展理论中的误区及其对政策的含义》，载于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7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