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定的、作为宪法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应是最强势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但应该继承人类思想史上一切文明成就，而且应该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融就为崭新的科学体系，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富足、幸福的普世诉求成为科学化的诉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人类的意义应该远胜于早已陈旧了的本能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然而，必须承认的事实是：现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但没有取得世界主导地位，反而自二十世纪末叶以来陷入了巨大的历史危机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机的产生，必定是因为被奉为伟大真理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着太多的谬误。数百年来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早已表明：传统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都是包含着伟大真理和历史性谬误的思想体系，虽然如此，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样遇到历史性大危机，因为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不但没有在二十世纪大部崩溃，反而在二十世纪取得了伟大进步，而占领了广阔的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二十世纪末叶大部崩溃了，并且是在外敌未进一兵一卒、内力未发一枪一弹的条件下，大部社会主义政权同时轰然崩溃。而关于社会主义政权大部垮台的原因，自以为是的理论家和社会主义政党们说了太多的废话和错话，所谓“模式论”、“集权论”、“腐败论”、“背叛论”、“和平演变论”以及“修正主义篡权论”皆为非本质性的昏论。

      社会主义运动大惨败这一历史事实本身就说明：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包含的谬误不但比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包含的谬误更加地荒谬，而且，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的谬误荒谬地扼杀了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精华，将其视为“剥削阶级的虚伪的主义”。显然，科学的立场被荒谬的“阶级”立场所制约，成为阻碍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本能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包含的谬误，是排斥任何理性设计、从而避免探索风险的经验理性的局限所导致的经验局限性谬误，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的谬误则是运用初级科学理性、在探究社会的本质和社会运动发展规律、探求科学化社会形态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错将未知当已知、错将谬误当真理的科学探索性谬误。科学探索性谬误是科学探索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试错性认知，这种试错性认知将人类新形式的愚谬展现尽致之后使人类获得反面经验，从而为发现未知真理提供条件，在反面经验基础上发现了前所未知的真理之后，人类的愚昧思想才有可能在科学探索中必然地被铲除，从而使人类彻底性地摆脱愚昧。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的力学观、牛顿的错误的时空观都是科学探索性谬误的具体表现，毋庸置疑的公理是：只有科学探索者才会发生科学探索性谬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的科学探索性谬误必定是终极性的空想社会主义谬误，终极空想社会主义谬误用于社会实践，必然发生巨大的暂时性灾难，而终极空想社会主义谬误必然产生、必然被运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以及必然带来暂时性灾难，恰是人类必然获得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真理、彻底走出愚昧历史、使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最终成功的必然和必须的方式之一，所以，终极空想社会主义谬误及其所带来的历史大悲剧是历史合法性谬误和历史合法性悲剧。

      虽然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改革，显示了社会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力量，而社会主义改革几十年来，社会主义运动至今仍然没有走出低谷，这正好说明必须实现的社会主义理论大革命远未实现，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甚至至今都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必须实现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虽然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性创新，却仍然是抽象正确、具体混浊的思想体系，这一在社会主义改革初期产生的思想体系包含着不能自圆其说的、与改革所造就的经济和政治的现实相悖反的逻辑结构。因而，这一思想体系只是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摆脱危机创造了历史性条件，并不能、也没有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走出历史大危机，从而使我国在世界意识形态博弈中仍然处于被动的守势。找到意识形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创造全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最强势的意识形态，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革命必须担当的第一位的历史任务。

      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只能依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发展，已知的科学发展规律之一是：科学史上的任何危机的发生皆因理论体系中未知项和错将未知当已知的科学探索性谬误的存在。然而，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不但从来没有追问过自己：被我们奉为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思想体系中，哪些内容是错将未知当已知的科学探索性谬误？而且在社会主义政党内部一直存在着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有着共同的思想谬误而不自知的两大思想派系之间的惨烈恶斗。这种惨烈恶斗虽然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方式之一，却不可能是自觉性、根本性和革命性的方式，而这也仅仅是因为科学定律只能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被发现出来，而不可能被争鸣出来，秦汉的百家争鸣不可能产生牛顿定律。

      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在十九世纪自然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初始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和德国古典哲学获得革命性改造的基础上产生的，若在二十一世纪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的终极空想社会主义谬误彻底铲除、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走出历史大危机、使社会主义理论获得革命性发展，也只有在当代自然科学革命、新科技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大惨败和实现了当代哲学革命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固守传统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和同样固守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均不知此理，所以，他们为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惨败而发出了有意义的经验之论的同时，必然也谬论迭发了。

      任何革命性科学理论的产生都始于探索主体发出历史性追问。既然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自由民主主义理论同时共存了近两个世纪，这两大思想体系又都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这两大思想体系必定有着共同的谬误和共同的未知数，所以，为了建造全新的强势意识形态，就必须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向两大思想体系的共识发出追问，剑指千年传统；向两大思想体系的共同未知发出追问，回锋拨云看月。追问是创新的始点，不听那一套是追问的前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怀疑一切，而怀疑一切就包括怀疑“怀疑一切”这一原则本身，是否应该怀疑一切？为解答这一追问，就要试着去怀疑一切，通过追问来求解怀疑对象。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先导是思想解放、是追问传统，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主义执政党自身发出的追问：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不能是社会主义吗？这一追问的解决，彻底颠覆了以往传统社会主义和本能自由民主主义所愚顽不化、共同坚守的“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不能是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谬理，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革命，创造了中国人民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由此可见，若要创造全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同时向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自由民主主义的共同的未知与谬误开战。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以往中国改革中对传统发出的历史性追问都是由执政党本身自觉发出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实施、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三个代表”思想的确立等等，都是源于执政党自身发出的追问，这正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科学性和历史先进性本质的历史性体现。

      更加值得注意的现实是：当中国的改革依其发展的必然性而已经进入“深水区”的今天，由于执政党本身缺乏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已经发出和正在发出的更深刻的历史性追问不再由执政党本身自觉地发出了，而是在执政党领导下思想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由具有科学理性和自由独立精神的万千中国民众思想者发出的。

      万千中国民众思想者早已对传统理论发出了全面地大追问：对传统的剥削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否正确的追问；对社会主义政党是否科学地了解了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所有制、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什么是劳动、什么是商品、什么是商品的价值等基本概念的追问；对劳动力能不能成为商品的追问、对宪政能不能是社会主义的追问；对私有制是不是社会对劳动者个人的生产责任的委托的追问；对资本家私人所有制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追问；对阶级理论是否正确的追问；对资本家群体是剥削阶级还是劳动人民的重要构成部分的追问；对应该以私有制为基础、以公有制为保障还是应该以公有制为基础、以私有制为辅的追问；对执政党应该以行政方式直接领导（政府、司法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民众）、还是应该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形式、以立法和保障法律实施的方式来间接领导的追问，以及对普世价值是否存在的追问；对受人民的委托支配着巨额人民财产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追问；对将巨额财产委托给社会主义政权支配的人民是不是“无产阶级”的追问；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制和消灭剥削，还是以科学社会主义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以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保障、从而科学化、最优化地发挥劳动人民的生产能力、科学化、最优化地创造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的追问；对能不能根据当代自然科学革命所突显的整体性规律而创立抽象质性定律与具体量化定理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整体科学的追问等等。

      万千中国民众思想者发出的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为当今时代所必须的追问，不但已在理论上获得了合乎逻辑地解决，而且，对所有追问的解决都根本性地颠覆了传统理论中的“伟大真理”，而这些追问的解决又是被历史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更何况“问题的提出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万千中国民众思想者发出的追问不但表明了马克思同时是初级模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终极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而且，这些追问本身就为当代人类思想大革命的实现典定了基础。然而，掌握着法定意识形态确定权的中国执政党不仅对已然产生于民众之中的革命性思想火焰反应迟缓，不仅对应该且必须面对的历史追问一概不问，而且再再地表现出固守传统、迷信祖宗的愚忠意志，在执政党的文献中、在执政党所规定的大专院校的理论教材中、在执政党所控制的媒体上、在执政党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建设工程”中，仍然倾财倾力、误传谬种而完全没有自觉进行思想大革命的任何迹象。清浊混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虽然是对马克思创立的初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发展，却不能有效地、根本性地揭示马克思创立的终极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愚谬本质。

      上述的事实不仅表明：在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革命中，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最伟大、最深刻地思想革命必然且正在中国发生，而且表明：中国执政党必须继续作为思想解放的主导者；必须认识到自己首要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比马克思所实现的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更加伟大、更加深刻地思想大革命；创建比马克思创建的社会主义理论更加伟大、更加科学的、完整而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此，必须老老实实地去了解、认辩和提升万千中国民众思想者提出的历史性追问以及对历史性追问的历史性解决，从而创建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使之成为中国法定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改革使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历史性进步，其原因不仅在于党领导人民确立了以多种所有制结构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在于党和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发生了革命性地变化。可喜的是，虽然资本家私有制早已在事实上成为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但是，与空想社会主义极端势力认为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相反，锐意改革的党不但坚定地认为我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郑重地宣布私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认为我国是变得更好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喜的是，许多理性的民众思想者根据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经验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认定私有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认为欧美一些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比我国更加社会主义。

      尤为可喜的是，党已经不自觉地承认了资本家私有制在我国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为党郑重宣布了私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等于承认了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在我国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制度，否认了这一点，党的郑重宣布显然就不能成立。

      更为可喜的是，一些民众思想者为了证明资本家私有制可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自觉地担当起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革命和社会科学革命的历史责任。因为他们仅仅运用已知的逻辑常识就已认识到：社会科学革命已成必然之势，而社会科学革命的前提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实现一次深刻革命。

      党和民众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深刻变化显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我国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所造就的事实以及党和民众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深刻变化，表明了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必然依历史的规律而于社会主义改革时代实现一次伟大的历史革命，事实上，这一伟大的历史革命已经确确实实地在我国发生了，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部分的革命性创新，是由一些民众思想者自然形成的分工研究所完成。然而，党的现实指导思想中的创新成就却远未成为完整的科学体系，党的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成就以及体制内理论家们的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成就早已远远地落后于民众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互联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崇尚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许多中国民众思想者正以彻底的科学精神、英勇智慧的理论创新行动，自觉地推动着当代人类思想革命的浪潮，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自由民主主义理论的共同谬误及各自的谬误正在被他们全面地颠覆，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科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必然性空白正在被他们全面地填补，他们不但对迷信毛泽东的“两个凡是”早已不屑一顾，更对迷信马、列的“两个凡是”发起了毁灭性挑战，许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的愚谬本质已经被他们深刻地揭示，只是众多中国民众思想者分别独立实现的各方面的理论革命成果尚需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革命成就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虽然如此，他们的革命性地理论创造不仅表明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翻天复地的大革命必将在中国达成，而且使这一必将到来的壮丽革命即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

      遗憾的是，虽然党已经认识到当今的时代是需要思想也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然而，在即将呼啸而来的思想革命大潮面前，党在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道路上却驻足不前了，对于什么是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什么是马克思的错误理论这一必须回答的急切的历史性问题至今也没有表现出丝毫地自觉辨识，与越南共产党所达到的“有选择地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精神的高度相距甚远。不仅如此，为防止所谓“和平演变”，为保卫所谓“意识形态安全”，依然用权力裁判真理，压制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理性批判，坚决拒绝科学化地继承和提升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宪政文明，从而在客观上阻碍着当代人类思想大革命的历史进程，更使得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至今仍然模糊不清。

      党在理论创造和政治改革的道路上慎之又慎是可以理解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的执政党当然需要思想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在尚未获得理论上的充分准备之前，“摸石过河”、坚定前行是极为科学地选择，体现着党对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至高责任感。但是，由于党作为政治组织，却和任何政治组织一样，将自己的主义当成了不容怀疑的教义，从而丧失了社会主义政党所必须具有的怀疑一切、怀疑自己的科学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在自然科学革命已然发生、社会主义运动积累了足够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从而完全具备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革命的历史条件的今天，领导社会主义改革的执政党仍然认识不到当代思想大革命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更没有自觉地组织创新力量来自觉地创造全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崭新的当代社会科学，这样，党的理论创新必然远远地落后于民众。

      然而，中国共产党是有希望的，社会主义改革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完全有理由相信，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破除最后的愚忠迷信、摸过最后一粒河石，以从未有过的科学精神奋力达成自我革命，从而主导与聚集民众力量，汇成思想终极解放的浩荡东风，我们伟大的党将继续作为历史的巨人昂立船头、定准舵位、直挂云帆、高歌猛进，彻底告别空想社会主义愚昧历史，光荣地带领中国人民胜利地冲破激流险滩，率先驶达科学社会主义幸福彼岸。

      只有实现主义革命、建设最强意识形态才能强中国，中华民族必将成为创立和拥有最伟大的崭新思想体系的民族而傲立于世，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将升腾于中国而主导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