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某些越是遥远的往事，记忆反而越是清晰，我的初中生活虽然已经过去50年了，但当年几个老师上课时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如新……

他是我们当年的语文老师，大约四十来岁，戴眼镜，穿一双方口布鞋，上课时一边踱着方步，一边用温岭话一板一眼地吟哦着古诗词：

鸡犬——过霜桥，一路——梅花竹叶。

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

不知什么原因，只要他读上一遍，就能字字句句印在我们心中，这些诗句都是他在讲解课文时随手拈来的，就像雨丝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使我在潜意识中滋长了对文学的爱好。他教古典文学特别吸引人，除了诗歌，还有那些散文——《小石潭记》、《岳阳楼记》、《捕蛇者说》、《陈涉起义》、《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他教的这些课文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的种子，直到现在，我一接触到古典文学就会扣动心弦，像遇见初恋的情人一样，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听说金先生会教语数英等好几门功课，但由于是“右派”，只能教数学和英语，教语文课还是当右派以后的头一回。记得有一个晚上老师要开会，大概是政治学习会，金先生刚到我们教室里辅导，就被一个政治老师叫走了，那个老师像训斥犯人一样催他：“金定海，还不走快一点！”金先生低头陪着笑脸：“哦！哦！……”近乎踉跄地小跑着，我当时觉得又害怕又同情。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一个印象，似乎右派就是有学问、待人谦和温厚的读书人。

金先生好像是我们的副班主任，因此他也要家访，记得他在我家吃过中饭，我父母对他非常热情和尊敬，饭后他要付钱，我父母一定不要，双方推来推去像打架一样。

成年以后我才知道，金先生毕业于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反右”以前在临海一中教高三语文，被打成右派以后才贬到城西中学教初中。如果没有那一场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金先生就不可能到城西中学教我们的语文课。我一直侥幸自己读初中时就遇上了这个遭贬谪的右派老师，我的儿孙辈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人们总认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受教育的阶段越高，相应任课教师的学养也应该越高，其实恰恰相反，越是低段的教育，越应该有学养丰富的任课老师，俗话说“三岁看六十”，一个人在孩童时期所受的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大学阶段老师的影响反而要小得多。

从高中时代开始，在我整个一生中，一直与金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最近几年联系少了，但我心里总是三天两头想念他，听说他也经常叨念着我。

记忆中她当时大约只有三十多岁，穿着入时雅致，比我母亲少几岁。我的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农妇，在那个知识被权力嫌忌的年代，她却对所有的老师都有着天生的热情和钦敬，她时不时会送些“麦油脂”之类的食品给李先生，李先生也乐意跟我的母亲交谊，她投桃报李，也回送些碗碟之类的日常用品，记得过去很多年间，我家一直有一口又大又深的蓝花磁碗，上有磁印的“李韶章”三字，就是李先生送的。

记得当年李先生家访时，曾多次被我母亲挽留住下来，母亲为了让她住得自在些，特意安排她跟一个识字的农妇“春芽”同住。放假时，李先生会把我带到城里玩，她曾经把我带到她和金校长在西门的家中玩上个把星期，我因此认识了师弟金况雨，记得他曾经和我一起到电影院看电影，还买棒冰吃。

从初中时代开始，李先生和金先生在我心中一直是父母辈的亲人，他们两人对我这一生在知识上的影响是最原始、也是最深远的。

李先生只教过我们一年的语文课——从初二开始，语文课就由金先生接任了，而她继续当我们二班的班主任，兼教音乐。李先生上课非常投入，她讲课绘声绘色，富有激情，讲得激动时甚至会飞出一些唾沫星，那时我坐在第一桌，有时唾沫星溅到我的桌角上，我和同桌从来 也不觉得什么。李先生上的语文课，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多收了三五斗》。记得上《多收了三五斗》那一课时，随着她那绘声绘色的讲解，我们仿佛跟着“旧毡帽朋友”们一起去粜粮，亲耳听他们的酒后牢骚。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李先生板书的“中心思想”中有这么一句：旧毡帽朋友的酒后牢骚“表现了农民反抗意识的抬头”——她的板书有个特点，就是每个字都向左下方倾斜，这与金先生富有骨感的柳体字相映成趣。

我们初三的政治课是胡校长教的，内容是社会发展简史。他上课时通常穿一件很短的上衣，这就越发显出他高大挺拔的身材，他总是两手插腰，笑嘻嘻的操一口宁波腔，喜欢向我们介绍一些理论史上的旧闻轶事。记得有一次他称赞王明对马列主义的精通，说王明能够背诵《资本论》，能随意指出哪句话在哪一页，王明在延安讲课时，总是把《资本论》放在讲台上，以便随时翻开来讲读……我从此就一直心仪《资本论》，后来高中语文课中毛泽东有句话：“《资本论》不是很长吗？看下去就是了！”这使我对《资本论》更加充满好奇之心，以致文革期间就开始像小孩子啃青果一样啃它。

胡校长上课时虽然喜欢讲“题外话”，但我们在初升高时的“三结合”考试（期终考、毕业考、升学考三合一），政治成绩与其他各校相比是最突出的。那时临海一中作为省重点中学在全地区七个县招两个班级100名高中生，凡是语数政三门课总分在180分以上的都进了一中，记得我当时的政治成绩是70分，三门课中最高。我一直认为，这可能与胡校长当时编的复习提纲有关，这个提纲词斟句酌，排比式的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例如在复习“经济危机”部分时，“需求不足、商品过剩……”这些“四字经”式的内容使我们很快就记熟了。

当年上课的情景还在我心中栩栩如生的还有已故的陈天彪先生。陈先生当时教我们生物和农业，什么“细胞膜”、“细胞核”、“厩肥”之类，配上图说，我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初一时陈先生代上的语文课，内容是《乐羊子妻》：

他把“以污其行乎”这个句子的调门提得特别高。陈先生一边领读，一边踮着脚尖，仰着头，眼镜在晃动着，分析课文时会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这使我非常兴奋……他曾多次当众表扬我：“吴高兴就是喜欢问，会提问题……”

前些年陈先生去世时我在杭州谋生，全然不知他的噩耗，我没能送送他，这是我终生的愧疚。

王先生那时是校长室秘书，听说他17岁开始工作，是领导重点培养的对象。我之所以跟王先生接近，是由于他当时主持学校共青团工作，而我是当时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团员。我到城里读高中以后，一直与王先生保持联系，记得我读高二那一年的春天，王先生在更楼公社搞“四清”，我曾经写信给他诉说家中青黄不接时粮食困难，他居然给我寄来了大约20斤粮票——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很难理解当时20斤粮票的分量的。

王先生似乎对贫苦农民有着天生的好感和同情，他在搞“四清”时，喜欢结交贫苦本实的农民，据我所知，我的学生，小岭的贫苦农民子弟陈学长也与我一样，一直与王先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可是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认识王先生的——或许是他父母在“四清”时首先跟王先生结交的。

我应该强调的是，在那个“左”被看作革命的代名词的时代，王先生虽然一直是政治上的“红人”，但他身上一点也没有“左”的气味，相反，他是一位可敬的“修正主义者”，据说文革期间他在涌泉中学当校长，就因为说过中苏两党应该团结起来而遭到批斗。

上述几位老师，长期以来我与他们基本上都有私交，我对他们的感情如父似母。我为自己能在孩提时代遇上这些如父似母的恩师而侥幸。我对他们欠着永远还不清的人情债，由于我后半生众所周知的坎坷遭遇，一直无以报答他们的如海师恩，我想借此机会祈求他们的原谅。

2012年5月23日 因城西中学校史编者的要求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