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冬的一个傍晚，经过近二十个小时的辗转飞行，我们终于抵达法兰克福机场。迎接我们的是霍夫海姆市土地管理局局长雷尔先生，他和他的私人朋友，把我们接上两辆私家车。外面是夜色朦胧，华灯初放，透过车窗，依稀可见道路两旁树木葱郁，芳草萋萋，绿化园艺错落有致。高速路上车流涌动，四周却少见行人，显得有几分宁静。要不是随处可见的德文标识，似乎感觉不出已然置身异国他乡了。

　　这是一家不大的旅馆，设施半新不旧，但装饰得很温馨。安置下来后，稍事休息洗漱，雷尔先生就邀请我们下楼，在旅馆的小酒吧为举行了简约但让人印象颇深的接风酒会。没有任何官方色彩，参加的人有雷尔一家包括他儿子的女朋友，还有接站的雷尔朋友夫妇，再就是中方我们一行六人。酒会的气氛相当轻松热烈。大家一边咂着地道的德国啤酒，一边用并不熟练的德文、英文交流着，无非是寒暄问候、相互介绍之类。交谈虽不太自如，但感觉不出隔阂。酒是最好的语言。本来我们一个个倦意十足，但几杯酒下肚，一阵阵轻松的欢笑声过后，旅途困乏和初到异国的陌生感便一扫而空。特别是女主人雷尔妻子热情好客，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她有四十多岁，人长得算不上漂亮，脸上甚至长满雀斑，但性格开朗，笑声不断，精心为我们准备了小礼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着她的阳光表情。

　　我们的出访是官方性质的，但雷尔先生却以私人的方式接待了我们。接下来的几天也是如此。他请我们去家里吃饭，甚至下馆子，都是他亲自掏腰包。这让我们这些习惯于公费接待的中国官员们颇感不解。后来才了解到，在德国，除了非常正式的场合外，政府经费开支中并不包括用车、请客吃饭等公务接待费用，有关费用体现在公务员的薪金里。德国公务员薪金相对较高，也可享受个人所得税方面的某些优惠政策，但并无用车、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专门的“职务消费”，而是与社会上的其他雇员一视同仁。我们在访问几个地方政府部门时，午餐就是与德方人员一起吃的工作餐，并由我们自己支付马克。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类似我国的“公费报销”的美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控制政府开支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简单易行但非常有效的做法。

　　日耳曼民族性格中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东西，这是德国长期跻身世界民族强林的秘密所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就让我们近距离看看吧。

　　首推的，无疑是德国人的理性精神和逻辑思维。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性思维。提到德国人的理性品质，我们会立即想到一大串如雷贯耳的名字。事实上，德国的确是盛产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伟大国度。在人类文明史上，除了古希腊，似乎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在理性思维方面能够与德国相提并论。远的不说，单就近现代，就诞生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李嘉图、马克思、恩格斯、哥德、韦伯、维特根斯坦等思想巨擎。在法兰克福闹市中心的一条小街上，有一座不起眼的二层小楼，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人。这是大思想家、大文豪哥德的故居。任何稍有头脑的人，来到这座看上去显得古朴、庄重的建筑前，都会肃然起敬。人们可以藐视世俗，但绝不能藐视思想。当我站在这座两百多年前的老房子前，一个疑问在心中久久不散。这位巨人是怎样在如此喧嚣的、世俗的繁华商业氛围里，营造出并坚守一方心灵的净土，并源源不断地产生伟大的思想的？就在哥德故居不远处，是鳞次栉比的商业建筑，包括许多哥德时代所建造的银行大楼。法兰克福是德国第一大经济城市，是德国乃至欧洲的金融中心。雷尔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趣闻。早些时候，这个城市最宏伟高大的建筑要数教堂。后来，新建的银行大楼一个赛一个，愈造愈宏大，教堂似乎成了巨人里的矮子。教民们为此质问市长：怎么能容忍银行建得比教堂还要高呢？市长的回答很巧妙：在我们这个时代，金钱比上帝更重要。

　　德国人高度敬业精神。我们接触的德国人，不论职业尊卑、地位高低，对工作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雷尔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能把公事当私事干，把客人当朋友看。负责接送我们的几位司机，工作尽职尽责，严格按照日程安排行事，准时、守时得令我们惊讶。从法兰克福到古老小城阿斯巴，有六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司机一边谨慎驾驶，一边费力地用英语给我们介绍一些沿途的景观和风土人情。快到阿斯巴时，天下起了大雨，初冬的德国中部略带寒意，我们一个个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到了酒店后，司机在雨中帮我们搬完行李后，就一个人呆在车子上。因到达的时间提前了些，负责接待的人员还未到。我们一下车安顿下来，就直奔酒店餐厅又吃又喝。而司机在雨中的车里默默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此刻他也是身处异乡、饿着肚子啊。不过他知道，他的职责不允许离开车子一步。直到与阿斯巴方面的接待人员衔接上，才在友好的道别声中独自踏上归途。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虽然能吃苦耐劳，但职责意识和时间观念不够强，做事总显得疲沓。这点上，应该好好地向德国人学习。

　　德国人做事精细、作风严谨。德国城市的建筑物、街道、地铁、花园、房屋、汽车、家具甚至门把手，在你目所能睹、手所可触的几个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体现出完美和极致，一切显得无可挑剔。我特意留心了一下，在德国家居和办公室的家俱，桌面和桌子背面一样的光洁，眼睛看到的和看不到的地方一样精细。第二次在德国慕尼黑，我们所宿酒店的房间非常小，除了卫生间、一张床和桌椅外，似乎刚刚可以转转身，但房间里的各样设施却很精致，也异常清洁。据我所知，这种高度精确的做事风格，在世界民族中是不多见的，可以媲美的恐怕只有日本了。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有着世界一流的技术工人和严密管理，“德国制造”是公认的完美品质的代名词。我国现在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强国。不说市场上充斥的假冒伪劣产品，就是那些号称名牌的东西，在品质、功能、外观等方面与国际一流产品逊色不少。奔驰汽车是德国人拥有的全球知名品牌，在中国的土地上用德国人的技术、设备、品牌也在生产奔驰汽车，但你随便问一个北京街头的出租车司机，他可以立即区分出眼前快速驶过的车子，哪个是进口原装的，哪个是国产的。窍门就是车辆外观的缝隙和漆面的亮度！有些家电、小电器，技术含量并不高，但我们所造的精美程度就是赶不上德国、日本，甚至韩国，其中有技术的问题，但更多地是工人的责任意识、工厂的管理水平等人为因素。古人讲，天下大事并作于细，看来我们应当好好学学德国。

　　德国人的严谨也体现在行为方式和为人处事上，如果不了解、不习惯这一点，难免让人感到有些刻板、迂腐。在我们访问的每个机构，讲解人总是要不厌其烦地把准备的内容都讲出来，即使我们显得走神，他们仍是按既定方案办，不为干扰所动。规则和秩序，是德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不说自觉排队购物，不说自觉购票乘车，单就从横穿马路一事上也可见一斑。不论行人还是汽车，绿灯不亮时，从来看不到有人会横穿马路，即使在夜深人静、远离闹市、路上无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有媒体报道说，因为红绿灯坏了，有人竟然傻等了一夜绿灯。我们外出时，不管路途长短、车速快慢，司机总是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系好安全带。所到之处，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一个井然有序的德国社会。

　　如果把德国人的严谨与冷漠、不近人情联系起来，那就是一个大误会。德国人个个显得很绅士，彬彬有礼，多少让人感觉有些距离。但他们却不乏幽默，特别是很热情。德国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整体素质很高，而幽默通常被认为是知识和教养的标志。只要场合适当，他们总是要来几句智睿而又让人忍俊不禁的话语，使气氛立刻活跃起来。说到热情，身为外国人，你走在德国的大街上随时可以得到礼遇。就说问路吧，不管他们多忙，总要仔细地解答清楚，有时甚至放下手中的事，把你送出老远。有几个德国人家邀请我们在家里用餐，感觉他们家庭成员之间很平等、很融洽，一派其乐融融的样子。就算是我们，似乎也能很快融入其中，没有异族之间的隔阂之感。离开法兰克福的一幕，让人回味悠长。雷尔先生亲自驾车引路，送我们进到高速公路入口，然后他放缓车子，一遍遍挥手致意，他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银灰色的长发及略显苍老的面庞逐渐模糊起来。一周的相处很愉快，双方都感到依依不舍。虽然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大家心中涌动着同样的感情。这是人类共有的善良品质和对相互依存的认同。

　　眼下的德国人民是友好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二战中德国人屠戮了数以千万计的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和俄罗斯人。当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也有德国人的份。谁对此负责？人们总是归咎于军国主义、法西斯一类。但也不能说德国人民就完全是无辜的。国家与其人民，从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历史上的日耳曼民族，有着屡次侵略他国的历史。此一时，彼一时也。虽然记忆不是为了强化仇恨，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国际政治的一条铁律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旦放在国家利益冲突的背景下，“友好”就必然表现出极大的虚假性。人们永远不应忽视这一点。

　　这是一个自负和傲慢的民族，似乎喜欢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大家庭的居高临下位置而孤芳自赏。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德国人一贯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并自觉不自觉地凝结在国家意志里。看看那时希特勒的铁甲洪流、闪电推进，再看看今日足球上德国军团潮水般的整体进攻，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德国人很注重所谓民族纯洁性，当初屠杀犹太人主要出于这种动机。今天他们依然很排外，新纳粹主义狂热分子仍时不时围攻德籍土耳其人的居住地。程度虽有所不同，但动机如出一辙。德国的绿卡也许是世界上最难拿到的绿卡，入德国籍更是难上加难。你可以长期在德国求学、工作、生活，但你很难变成一个德国人。如果与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相比，全德国迄今还没有一座真正的国际性城市。无论在柏林、法兰克福还是在慕尼黑，满大街走的大多数都是清一色的德国人，异种人寥寥可数，似乎游人也不多。

　　我们不便评价德国的这种民族优越感。但我以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观念却过于淡漠了。在霍夫海姆市的旅馆餐厅里，我们巧遇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中国人。他已在德国学习、工作了十三年，现受雇于赫斯特化学公司，但仍未取得德国绿卡。他向我们了解了我国内的一些情况后，就开始用西方舆论式的口气指责国内的经济发展、民主和人权状况等。当时，我们就发生了争执。我们反驳说，中国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人还在为它流血流汗，你已离开多年，对国内情况知之甚少，有何资格说三道四。他有些面红耳赤，一时下不了台。接着他就讲了在外多么不容易，薪水低、受歧视、入不了德国籍诸如此类。这能怪谁呢，我们对他是又鄙视又可怜。

　　近些年来，外国公司开始越来越多雇用中国人，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国人聪明能干，但更根本的是他们盯住了巨大的中国市场。雇用中国人，是其海外扩张和实施本土化战略的一部分。洋民办们更了解中国的情况，熟悉中国的官僚体制、政策漏洞甚至潜规则，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我们常讲以夷制夷，这个道理别人也懂也会用。而我们的同胞，甘愿充当外商外资马前卒的那些人，不管有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说到底还是为五斗米折腰而已。现在大学生毕业，把去外资企业作为热门选择，图的就是赚点小钱。所谓事业发展的托词，多半是自欺欺人。希特勒虽遭世人唾弃，但他至少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古人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极端的民粹主义可以产生出极端的政治狂人来。希特勒和纳粹就是生动的例子。就是这样一个个从小啤酒馆闹事起家、一脸险恶相、性格偏执、精神躁狂的小人，一步步爬上了大国首相的位置，指挥了几百万德国铁骑在欧洲、北非大地横冲直闯，屠戮了几千万异种族人民，几乎把德国、欧洲和整个世界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第二次在慕尼黑时，我们造访了当年希特勒发动政变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找起来还真不容易，七拐八绕，穿越了好几个街区，啤酒屋毫不起眼，所处街道也很狭窄。今日的啤酒屋已经成了著名景点，但依然经营，出售地道的慕尼黑啤酒和德式酸菜大排、烤面包等。这里仍保持着据说希特勒时期的老式装修风格，高桌高凳，木桌面有一寸多厚、两三个平米大，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类似我国的“×××到此一游”，如你有兴趣继续刻，好象也没有人拦着。这一晚，游人如织，门庭若市，我们可以一边开怀畅饮，一边发点感慨。希特勒有句口头禅，就是“德意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与其说希特勒蒙蔽了大多数德国人，不如说大多数的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不选择这个纳粹分子，也会选择另一个。一战、二战都是德国人发动的，这里面是有着深层次原因的。下一次世界大战由谁发动？我们依然要高度警德、日这样民族凝聚力超强、强悍好战的国家。

　　说到这儿，我们会联想到我们的民族性格。我们的国民中一个致命的弱点，正如文化学家反思的一样，就是内耗性。但凡有战争，总会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成了软骨头，成了汉奸。就民族性格的强悍性而言，我们比不了德国、英国、俄罗斯，也比不了我们周边的日本、韩国、越南，法国人似乎软蛋些。在柏林机场，我们遇到了一位受雇于西门子电气公司的中国人，他原是国家邮电部下属一个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目前在西门子似乎混得不错，做着部门主任一类角色。当闻知我们从国内来时，就略带得意地邀请我们:下次来德时，由我们西门子公司来接待。很有些“主人翁”的意味，让人左看右看都不是那么回事。我这个人的确有些狭隘，实在看不惯吃中国饭长大，却为外国人干活的人。泛泛之辈倒也罢了，尤其是那些所谓“精英”们，往往是智商和能力尚可的人，却甘愿寄人篱下、替人卖命，实在让人不齿啊。我们要有全球眼光，但绝不是崇洋媚外。对于一付奴才相的人来说，还真需要为他们灌输一点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呢。

　　德国官员队伍的素质很高，相应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在我们接触的州、市县、村镇各级行政长官和公务人员，一个个出口成章、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在法兰克福市，我们拜会了一个县议会的议长，这是一位头发灰白、髯须浓密、身躯伟岸的中年男子，具有政治家的典型气质和风度，举止很有大家风范，让人不自觉地仰视。一问才知，德国村镇以上的议长，都是公开选举出来的，没有良好的才干素质和个人魅力，是不可能当选的。而县以上的议长，已经属于通常所说政治家一类人物了。我对这个细节影响颇深。不管何种政体和意识形态，民主选举都是个好东西。别小看公众手中的普通一票，对于吏治优劣干系重大。我国目前的干部制度，基本上是沿用了封建时代、战争年代的做法，就是首长任命制。官员只对上级负责，眼睛盯着上边，只要把首长伺弄好了，老百姓的反映是无关痛痒的。什么“背景”，什么“裙带关系”，什么“××党”，甚至贪污腐败等，必然是这种吏治的连带产品而已。

　　德国的社会治理水平，即使放在西方诸强中，也明显高出一筹。德国社会是比较典型的“橄榄型”结构，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都是少数，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穷人主要是失业者，就是那些由于先天或后天因素而失去工作的人。德国的公共服务比较完善，从小学到大学基本是免费教育，就医看病也基本不要钱。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公民的生老病死都是有保障的。即便是穷人，也可以依靠政府救助而过上一种温饱有余、体面不足的生活。那我们国家的标竿来衡量，也算是“小康”以上水平了。高收入阶层主要是资本家、企业主、职业经理、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高级官员等。中产阶级主要是指“工薪族”，不管是公务员、公司职员还是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不大。德国是一个中产阶级支撑的社会，虽然也有少量富人和穷人，但鲜有“朱门救人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形。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对于保持社会公正秩序、经济效率、均衡财富分配，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应当成为文明、进步社会的模板。

　　德国人的生活虽然总体富裕，但远不像我们想的那样花天酒地、一掷千金。雷尔先生给我们看了他五年来的家庭收支帐目。他的职位相当于中国的处长，月收入约八千马克，其中三成用来缴税，其他扣去社会保障等费用，仅剩下一半的收入。他妻子玛丽莲在一家公司就职。德国妇女就业的比例不大，且受性别歧视，女性员工薪水普遍较低。雷尔夫妻总的税后收入，大约每月八千马克，支付完房贷、车贷、食物、衣物、汽油、水、电、气、信息费（电话、传真、电视、收音机等的使用都需要付费），以及交通、旅游等费用后，就所剩无几了。收支盈亏每月不过数百马克。好在德国人不需要有太多储蓄，后顾之忧都由政府承担了。雷尔讲，他家的生活是德国人的典型生活，属于中等水平。这种生活安逸舒适，但不豪华奢侈。雷尔一家稍大些的开支项目，仍需要精心计划、提前筹资，如儿子学驾驶的费用约二千马克，给老太爷祝寿约八百马克等。一般德国家庭的储蓄，正是为了应付旅游、社交、应急等不可预期的开支。奔驰小轿车是德国产的名牌车，但在德国城市街头的高档奔驰车，不见得比我国的深圳、上海、杭州、北京等大城市多。中档奔驰车在德国的售价约30万人民币，但据介绍，一般的德国家庭还是买不起的。反观我国，虽然整体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远远不及德国，但一小部分暴富阶层已经开始夸豪斗富、一掷千金，极尽奢靡之能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病态；而另一端，数以千万计的绝对贫困阶层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解决。追求奢侈，畸形消费，当然有国人的素质问题，但更多的是体制机制问题，中国的少数富豪们来钱太容易了。

　　德国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乃是世界瞩目的一个奇迹。我特地请教了雷尔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学者们的解释很多，但德国的老百姓怎么看？雷尔的回答谐恢有趣且富有哲理。他说，第一，德国人无论是老板还是雇员，干活都格外卖力气，因为他们知道在为自己干；第二，德国人不喜欢搞群众运动，也没有时间搞，周一到周五需要上班干活，周六、周日早上要上教堂，晚上要看足球赛；第三，战后刚要重建事，德国非常缺钱，苏联也缺钱，而美国有的是钱，美国人不喜欢俄国人，故把钱借给了德国。一语中的，精辟不亚于学者啊！第一条说的是产权，要搞私有制。第二条说的是淡化政治和意识形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条融入世界经济，争取外援。二战后，德国、日本等国崛起的诸多因素中，这三条是基本的。我又问起，如何评价他的同胞马克思。雷尔说，马克思很伟大，但我们不搞他那一套。我再问，马克思是您的同胞，但他的理论却在异国的土地上，在我们中国获得了辉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他一笑，未置可否。看来，我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还是很大。

　　是的，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其治国理想和模式，都各有光鲜和疵瑕，绝对完美的治国模式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也没必要妄自菲薄。就在德国貌似金碧辉煌的亮丽躯壳背后，也夹杂着几笔灰暗的色彩。在法兰克福的闹市，在傍晚霓虹灯的阴影下，一个浓妆艳抹、搔姿弄首的年轻女人在寒冷的夜风中摇曳，她的超短皮裙、手中的香烟好兜售自己的表情，与周围的一切似乎格格不入，又似乎完美融合。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女人从事出卖肉体的职业都是凄惨的。高了林立的商业中心，灯红酒绿的酒吧，明目张胆的色情，蓬头垢面的流浪汉，这就是五光十色的德国。

　　今日德国，柏林墙早已拆除，东、西德已统一，一个强大的民族正在展示给世界。二战德国战败后，美、苏、英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在雅尔塔召开联合会谈，决定把德国分裂为东德、西德两个国家，分别笼罩在苏联和美国的势力下，以防统一的德国强大后再起祸端。韩国和北朝鲜的情绪也类似，都是在异邦的压力下人为分裂的。柏林墙在苏联人的监督下建造，冰冷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色调，二十厘米多宽，两米多高，穿柏林城而过，延绵数百公里，把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分为二。现在，柏林墙遗址已成为一处著名景观，来柏林的人都应该去看一看。城区绝大部分地方的柏林墙都被拆除干净，只在地面上砌了一条与原墙等宽的瓷砖或石头线，标明柏林墙曾经的方位和走向。但在市中心的国家广场“勃兰登堡广场”、国门“勃兰登堡门”附近，保留了数公里长的一段柏林墙原貌，显得突兀和沧桑，为人们倾诉着那段纷繁复杂的历史。隔一、两条街道的不远处，有一个广场公园，原来叫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公园，现似乎又改回了历史上的名称“柏林市政广场公园”，里面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巨大铜像。公园对面，就是我们第二次在柏林期间住的五星酒店，叫“Radisson SAS”。在周围的老街区和建筑物包围中，这个酒店是一个新建的现代建筑，奇特之处是酒店大堂中央竖立着一个直通楼顶的、直径25米的巨大玻璃鱼缸，鱼缸中央安装有观光电梯，据说里面养了两千五百多条各色海鱼，争奇斗艳，叹为观止。回到北京不久后，我在一个好莱坞大片《致命诱惑》中，偶然又看到了这个熟悉的酒店。看来，这个酒店在柏林一定是非常有名的。

　　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国家和民族屡屡对外国和异族发动侵略战争，犯下滔天罪行。德国和日本都是这样的国家。但日本人永远比不了德国人。二战后，德国人敢于反思，敢于认错，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而日本人却一味死硬到底，颠倒黑白，拒不认错，让世人所鄙视。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德国人的能屈能伸，或许是真心忏悔。一个是原联邦德国总理向波兰人民下跪的事，这个总理名叫勃兰特，事情发生在1970年。当时，该总理在华沙老城区参观犹太人隔离区起义纪念地，在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当着众人的面突然下跪。这一跪，全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全德国人彻夜难眠，被他的人格所震撼，产生了强烈的罪恶感。1971年，勃兰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跪，也大大舒缓了波兰人民对德国的仇恨心理，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理解，为西德1973年加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二战德军统治期间，华沙的犹太人遭到惨无人道的待遇，为了争取自由，他们发动了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起义，参加起义的五万多犹太人除少数从下水道逃生外，几乎悉数牺牲，场面非常惨烈。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我在华沙期间，亲眼目睹了犹太人起义纪念广场，看到了勃兰特总理的下跪铜像。另一个德国总理科尔后来也在柏林的犹太人纪念广场下过跪。另一件事，是关于以色列“哭墙”的。历史上的犹太人灾难深重，“哭墙”是历史上古罗马人屠城之后留下的一段残垣断壁。二战期间，德国人在欧洲大肆屠杀犹太人，犹太人遭受的几乎是灭种之灾，单是在波兰的35万犹太人，只剩下不到7万人。地处耶路撒冷的著名“哭墙”，不断承载着新的沉重历史。现在，世界各地来“哭墙”祷告的犹太人和游人很多，据说德国人尤其多，捐款最慷慨的也是德国人。德国人不回避、不歪曲历史，说明这个民族有着起码的气度和人性。这一点比日本人要强得多，日本人就会死抱着个“靖国神社”不放。

　　德国的自然景色，有着典型的异国情调。事实上，欧洲大陆的景色大体是一致的。正是初冬季节，天空迷蒙，到处是长满农作物的斜坡地，山峦蜿蜒连绵、起伏不大，山色凝重。不远处森林星罗棋布、芳草萋萋，总有碧水环绕，多瑙河、莱茵河、美茵河等几条贯穿德国的著名大河，则会呈现出独特的深蓝色。圆圆大大的橡树，霜叶初染，微风吹过落叶萧瑟，一地金黄。哪些马儿、牛羊、鸡犬都在悠然自得地嬉闹、觅食，一个个肥大健硕，什么都比我们国内的似乎要大一号。放眼望去，四周色彩绚丽斑斓、纵横交错，立体感很强。江山如画里，一时叫人心旌荡漾、流连忘返。看来，西方的油画造诣这么高，原来是有着自然基础的。然而，这些景致初看生动，再看却显得呆板。关键是缺乏变化，到处是一样一样的。国家大有大的好处，像我们国家，万里河山，风光无限，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风景大异其趣，你永远不会感到重复和枯燥。

　　德国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一年四季风调雨顺，绝少有天灾，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真的是上苍格外眷顾啊。空气清新润泽，街道马路一尘不染。随行同事开玩笑说，在德国的大街上打个滚，也沾不上多少尘土。话虽夸张，形容倒也贴切。穷国种粮，富国种草。德国与欧盟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农业的自然条件优越，加之人口不多，因而农产品普遍过剩。这样，政府为了防止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就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农民种草。而一些作物如玉米，虽也播种，但不作为口粮，长到收割季节，连秆带穗一起收割粉碎制成饲料。我是从小吞糠咽菜长大的人，看到这些心中隐隐作痛。欧洲人一边吃着最精良的“绿色食物”（粮食、蔬菜都是天然长成的，不施化肥），一边用大片的良田来种草，而对非洲那些因为饥饿而奄奄待毙的儿童熟视无睹！西方国家整天高谈阔论所谓人权、自由、博爱，不过是“障眼法”而已。毛泽东有过“寰球同此凉热”的提法，看来他老人家毕竟是无比深邃的。

　　在德国友人家里吃饭时，我一开始对餐桌上的“迷你”土豆、黄瓜、西红柿很困惑，觉得这多不经吃啊。后来才搞明白，他们只选最好的，而不需要考虑节约。是不是有些“奢侈”呵。突然想到每个国家的歌，很有意思。美国人高唱：上帝与美利坚同在！意大利人歌颂：我的太阳！我们中国人喜欢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无产阶级的国际歌也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各国的天然禀赋，差异确实很大。刹那间，我有一种强烈的归国欲望，强烈地感受到身在异国的隔阂和孤独。梁园虽好，终非恋家之地。不知那些甘居别人屋檐下的同胞们，是否也有我这样的感触呢。

　　德国人的环保意识、生态观念之强，世所罕见。我们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德国人却落实到行动中。看看法兰克福市区地图，恰如一只张开的大手。市中心老城区如同巴掌心，周围的卫星城则如同一根根手指，指缝间是一条条的农地。按照几十年前的城市规划，“指缝”间不能有建筑，是为了让远处山岭上森林中的新鲜空气直接吹入市中心。在德国，规划一经议会通过，就是最严格的法律，任何行政首长的更替，不能变更和影响规划的实施。这跟我国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规划是市长篮子里的菜，想拾就拾，想扔就扔。德国人崇尚自然，认为保持自然本来面目是最理想的，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不会动自然界的一土一石，一草一木。街道、房屋等建筑皆各抱地势，错落交叠，不拘一格。在黑森州的首府威斯巴登市中心，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有四、五十度斜度的陡坡，不过是因为一个小山包而已，按我们的习惯，恐怕早就削平了。最奇怪的还是高速公路。按我们的理解，高速公路是遇山开道、遇水搭桥的笔直通达大道。但在德国，所有的高速路都是紧贴地表，依地势而修，上下起伏，蜿蜒曲折。德国人讲，这样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不破坏自然景观，再就是可以防止司机疲劳、减少交通事故。德国是唯一在高速路上不限车速的国家，看来事出有因——谁也无法在如此曲折的路上信马由缰、风驰电掣般地驾驶。

　　环保是德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其思维方式的一部分。一颗小树，为了让他茁壮成长，德国人可能会在周围钉上三个小木桩，然后用有弹性的橡皮带把树拴起来，这样既可以让树自由摆动，又可以防止被大风刮倒。一条柏油马路，中间有条窄窄的绿草带，德国朋友让我们猜猜是干什么的。我们给出了许多答案，但都不得要领。原来，盛夏时，为了让公路两边的青蛙自由地穿梭往来，路中间就需要一个缓冲地带。不然，路面太热，青蛙可能一下子跳不过去被烫死。几个小水泊子，会有人挖一条沟把它们连起来，说是让其中的生物相互往来，令其兴旺发达。让人忍俊不禁的德国人，充满“闲情逸致”的德国人。

　　为了环保，德国的投入很大。据介绍，每个德国人每月投入的环保费用在一百马克以上。即使在偏远的乡村，污水都要经过管道长距离输送到工厂，集中处理达到可饮用的标准后，再注入自然水系。我们参观过一个仅有五千居民的巴伐利亚小村镇，名字记不得了，村镇改造就很注重环保、很有特色。原来的村镇是水泥街道，改造时被全部拆除，用小块的花岗岩重新铺过，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案。为的是增加街道的透气性，以利于树木花草和人畜的健康生长。果然，石块之间的泥土缝隙里长满了碧绿的小草，美观而富有诗意。村民骄傲地说，这是按照本村同乡，慕尼黑大学著名建筑教授设计的方案施工的。事实上，小石块街面在德国城乡随处可见，特别是步行街多半是这种风格。德国也有南水北调一类计划，但主要不是为了灌溉农田。农田有老天惠顾，无须人为关照。水利工程一般是为了自然景观或居民用水。通常在河流的丰水期，把水村在水库或湖泊里，一旦需要，直接把存水注入枯水河系，以补充其流量的不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利工程把河道、渠道都改成直的，并用水泥石块砌河帮。但后来，德国人发现这样做有问题，一来破坏了自然景观，二来水的流速太快，不易渗入地下，不利水的自然循环。他们就改变了原来的做法，拆除了原有的设施，让河水无拘无束、自由流动。

　　这就是德国，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度，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当归家的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让我再看它一眼吧。舷窗外，浓雾弥漫，这片土地已在模糊中渐行渐远。

　　

　　附记：我有两次因公前往德国考察的经历。第一次是1995年11月，考察的项目是土地管理与住房制度。再次赴德，是时隔十二年后的2007年9月，考察的题目是社会保障体系。1995年的那次，是我首次近距离直面并短暂融入西方的花花世界，心中充满了好奇，印象深，感慨多。回来后，在日记中写下了一些见闻和感想，属于专业之外的人文和自然一类的东西。第二次前往德国时，我已有出访二十多个国家的经历，新鲜劲过了，但深入探究德国的强烈动机依旧。在我心中，德意志始终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国度，日耳曼民族始终是一个理性强悍的民族。这可能与我的哲学专业背景有密切关系。本文主要根据1995年的日记整理而成。

　　本文改定于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