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新贴（5）
2005-8-26
重农学派与中国古代文化
从16世纪起，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通过传教士进入欧洲。到了17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形成遍及欧洲的“中国热”。“中国热”对18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非常崇拜中国文化，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等视为他们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霍尔巴赫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伏尔泰则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伏尔泰甚至感慨，在欧洲各国还是森林中的野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他深以不能生活在中国那样的国度为憾。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和杜尔哥在建立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影响。
魁奈当时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子”。魁奈十分尊崇孔子，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将孔子与古希腊圣贤比较时，明显褒扬前者而贬抑后者，说孔子的《论语》远远胜过古希腊圣贤的哲学。儒家哲学中的重农思想，显然对魁奈重农观念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魁奈以御医身份进入凡尔赛宫后，通过庞巴杜夫人，敦促路易十五于1756年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在宣扬重农学派思想观念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欧洲的文献而是中国的典籍。在杜邦编辑的魁奈及其门徒的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该书第一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作为重农学派理论基础的“自然秩序”思想的形成，也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的第八章标题即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魁奈将中国作为一个实行自然法则的理想国度，通过对中国的制度实践的考察，阐述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精神。魁奈的自然法则观念，同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家的“道法自然”和儒家的“天行健”观念一样，都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可以确定，中国古代文化至少是魁奈自然秩序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学说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阁的理论骨架，即使不谈它比《国富论》在时间上领先，也显然比《国富论》的理论骨架更胜一筹。”而杜尔哥此书的写作，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国不断地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拟让他们回国后在研究本国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予以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系统而真实地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及作出的分析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是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得到解释，或者是受中国的情况的启发而予以发挥，或者是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有研究者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蒙受中国的影响最深。”
在一定意义上，重农学派是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游历法国期间，与魁奈和杜尔哥有着多次接触。斯密与魁奈和杜尔哥的讨论对斯密构思其研究思路和形成其写作框架具有重要的帮助，而重农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也对斯密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对中国资料和文献的大量引用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PS:重农学派与中国古代文化有一定关系。但是，据此强调中国文化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不仅牵强而且无趣。历史而客观地看，西方文化——西方经济学作为其构成之一——的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在近代以前是互不相干的两回事。即使在十八世纪也就是重农学派产生和发展那个年代有过短暂的交流，但之前和之后，两条河流分别流淌在隔着一座高耸山脉的两个流域。那个短暂的交集是偶然的。西方文化的观念与中国文化的观念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就经济思想而言更是如此。根本上来说，中国文化对西方经济学不仅影响有限，而且，当经济学发展到现代之后，仅有的那些影响也被时间，被经济学的技术化追求所淡化和抛却了。高估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可能是一种民族自尊——而不是自信，相反是不自信——的表现，但这与科学无关，也与历史的真实性无关。经济学其实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古代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经济思想，我以为在《管子》那里，中国人的经济智慧就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但是，中国的经济思想只是开了花而没有结出果。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的经济思想失去了成长为经济学说的可能。试图在西方经济学中找到中国文化的贡献，在一定意义上是找平衡，这样做除了自欺欺人，没有多大意义。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7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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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重农学派的关系,很有意思.中国经济曾领先于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