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2月28日在北京举办中外记者会，对中国的改革重申要“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此前一天，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报告《2030年的中国》，对中国改革提出诸多私有化建议，即“要求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降低私营企业的准入壁垒”。

　　佐利克的观点和世行与国研中心的报告，立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佐利克的记者会上，一位自称是“独立学者”的杜建国突然起立，并高喊“美国是要用私有化的毒药毁掉中国的经济，中国绝不能重复美国的老路”。尽管杜建国这样做有炒作或作秀之嫌，但他也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例如，由于世行与国研中心报告对国企垄断的提法和国企改革的笔墨过多，遭到某部委的逐条反驳。

　　质疑佐利克和这份报告的人称，美国的银行是私有的，但是也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如果按照美国的办法，加快民营行业进入垄断行业领域的步伐，也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国有企业的对于经济的贡献很大，并且绝大多数领域对于民营企业不存在壁垒。有些国有企业占据优势，那纯粹是国有企业表现优异，而不是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

　　这种看法是否站得住脚，有待考证。不过，有一点却是值得关注的，近年来国企越来越成为公众抱怨的对象。公众对国企的不满有其深刻的原因，主要是国企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国企很难使人相信还是国有的，政府作为管理国企的“代理人”，对国企具有无限的权力，且在各个方面已成为腐败、任人唯亲、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等等的象征。

　　其显着的特征，国企的公益性质在加速减少——即便还保留了一些，公众一再听到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企业位列世界500强，与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大企业并列的喜讯，也一再品尝到国家资源被国企垄断，在他们获得巨额利润后，消费品涨价没商量的苦涩。

　　例如中国移动是国内“最赚钱的国企”，2011年1至9月净利润919.78亿元（2011年年报未问世），粗略计算，中国移动每天的净利润为3.754亿元。公众希望中国移动取消的通话漫游费一直未能实现。这归因于中国移动等电信巨头们不时利用其垄断地位和技术手段，阻止电信企业间的竞争，维持其高价格。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居民的电信消费占收入的比重高达7%，远高于电信发达国家的2%。尽管消费者不断呼吁移动、联通等国有通信部门应将通话漫游等费用降下来，让消费者真正分享移动、联通每天获取的巨额利润。但没有任何结果。想想看，通信部门是如此，其他国有部门更不消说了。

　　当然，目前很多人讨论的国企利润没有惠及消费者只是一些表象问题，其中还夹杂着很多对于目前整个社会收入分配机制以及贫富差距大的不满情绪。10年多前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外界曾以为中国国企改革的步伐会有所加快。然而，事实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迈进。回顾这么多年的国企改革，当初许多经济学家的设想改革，现在完成的一半还不到，有的改革虽然完成，但若干年后又回到了原点。

　　给人的印象是，国企的行政化管理色彩太浓，企业高管大多由政府任命，国企离真正的社会化管理还相差很远。由于国企垄断着国家资源，如果实行真正的改革就可能削弱他们这些权利，这是他们万万不可能答应的。因此，现在只要一提国企改革或国企私有化，立即就会遭到一些人的反驳，并认为这是死路一条。

　　然而，这种观点是说不过去的。国企即使不私有化，但也不能说国企就不进行改革。今天的诸多深层次问题，还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到位。由于政府方面强化了国企的行政性垄断，却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一走向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偏离市场经济的轨道。也许，现在该是进行一场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候了，不仅为国企定位，也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模式定位。